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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耐烦的中产阶级厌倦了政治对抗，这种对抗，似乎与国民面临的生活水准等挑战无关。看看最近20年所提供的选择，美国选民心神不安地作出了妥协，指望共和党在白宫决定大政方针，指望民主党在国会抵制共和党的大手大脚。这是一种丑陋的妥协，选民们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结果，即便他们别无选择。
因此，选民们的确越来越期待无须冒过多变革的风险、又能反抗现状的方法。就这样，在1990年，限制议会会期的措施成功了，两位谋求州长职位的无党派人士成功了。
这一切都代表了一种刚刚开始的对新政治中心的需求，这一中心将吸取过去30年的教训与成就，推动国家前行。它要求终结意识形态对抗，这种对抗在很大程度上与上世纪90年代不相干。它要求稳定、社会安宁、广泛的宽容、更加平等趋向的经济政策以及经济增长。这是不耐烦的大多数——广大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
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觉得在最近30年的多数时间里，被政治欺骗了。在自由主义那里，他们看到了贬低他们价值的纲领；在保守主义那里，他们看到了克扣他们利益的信条。要重新吸引广大中产阶级成员，自由派必须对他们的价值表示更多的尊重，保守派则必须更加留心他们的利益。
对自由派而言，他们的首要工作是要在美国经济生活中达致更大的平等，维护上世纪60年代最伟大的遗产：社会与种族宽容。自由主义方案脱轨的部分原因是，很多中产阶级选民不再相信政府项目的运作合乎他们的利益。确实，他们不再相信政府能做事。当政府做事时，在那些中产阶级成员看来，政府似乎处处在和自立、责任、家庭稳定以及辛勤工作等价值作对。
长久以来，保守派崇敬上述价值。但是任由这么多美国中产阶级成员的生活水准恶化（部分因为累退税），里根政府、布什政府和他们倡导的文化恰恰传递了相反的讯息。
最近若干年，我们没有把荣誉给予那些整日为工资、薪水辛劳的人，那些为了创立自己的事业而长期艰苦努力的人，而是给予了那些暴拥财富、暴得大名、暴享奢华的人。如果说，辛勤工作的中产阶级觉得他们对工作伦理的献身在自由派主导的时代不被赏识，那么在保守派胜利的年月里，他们觉得没有获得足够的回报。
这一切仍在继续，政治聚焦于抽象的意识形态问题，以致那些基本问题被排除在外。当政府被看做在基本问题上（儿童教育、医疗保健、修建道路和公共交通）失败时，广大的美国中产阶级就对政府绝望了。这一讯息事实上表达的是对更好政府的需要，但它被保守派错误解读为对更少政府的需要。
里根的供给派构想的基本缺陷是，它认为“供给方”仅仅包括私人领域，政府仅仅消耗社会，而非社会的资产。这导致了供给派在财政方面一个灾难性的假定：减税很容易，因为削减政府开支很容易。
当然这并不容易，虽然政府作为一个机构已变得不受欢迎，许多政府职能却仍旧受欢迎从而难以削减。后果之一就是我们愚蠢的、完全不必要的预算失败。另一个后果就是那些促进增长的政府领域内投资急剧下降：教育、研发、职业培训、路桥以及公共交通。国民愿意为那些他们认为必要的政府领域埋单——只有他们仍然相信政府实际上还有机会完成它开始做的事情，才会如此。
目前，这一信心遭受了挫折。因此，新中心政治的另一面必然是实验。如果美国人已经厌倦了对于引起分歧的社会议题进行意识形态讨论，那么他们对于给政府项目施加意识形态的紧身衣同样不高兴。为了恢复大众对政府的可能性的信念，政府必须显示它能做事。同时必须表明，政府干预并不必然是侵扰式的，或者太官僚。
事实上，许多好的政策点子让意识形态分类落了空。代金券曾被认为是保守派的理念，但是最成功的代金券项目——食品券——却是林登·约翰逊“伟大社会”的一项创造。收入税收抵免主要用来给予工作的贫困人口以工资补助，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中都受到了欢迎。自由派喜欢它是因为它的收入再分配效果，保守派喜欢它是因为它提高了效率，并提倡工作。
有些政策设想实际上可以非常简单。只要将公立学校开放至下午6点，就能解决那些5岁以上儿童的日托问题，但是，我们距离这一解决方案还要走很长的路。
《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美）小尤金·约瑟夫·迪昂著，赵晓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本文选自该书第十三章，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因此，选民们的确越来越期待无须冒过多变革的风险、又能反抗现状的方法。就这样，在1990年，限制议会会期的措施成功了，两位谋求州长职位的无党派人士成功了。
这一切都代表了一种刚刚开始的对新政治中心的需求，这一中心将吸取过去30年的教训与成就，推动国家前行。它要求终结意识形态对抗，这种对抗在很大程度上与上世纪90年代不相干。它要求稳定、社会安宁、广泛的宽容、更加平等趋向的经济政策以及经济增长。这是不耐烦的大多数——广大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
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觉得在最近30年的多数时间里，被政治欺骗了。在自由主义那里，他们看到了贬低他们价值的纲领；在保守主义那里，他们看到了克扣他们利益的信条。要重新吸引广大中产阶级成员，自由派必须对他们的价值表示更多的尊重，保守派则必须更加留心他们的利益。
对自由派而言，他们的首要工作是要在美国经济生活中达致更大的平等，维护上世纪60年代最伟大的遗产：社会与种族宽容。自由主义方案脱轨的部分原因是，很多中产阶级选民不再相信政府项目的运作合乎他们的利益。确实，他们不再相信政府能做事。当政府做事时，在那些中产阶级成员看来，政府似乎处处在和自立、责任、家庭稳定以及辛勤工作等价值作对。
长久以来，保守派崇敬上述价值。但是任由这么多美国中产阶级成员的生活水准恶化（部分因为累退税），里根政府、布什政府和他们倡导的文化恰恰传递了相反的讯息。
最近若干年，我们没有把荣誉给予那些整日为工资、薪水辛劳的人，那些为了创立自己的事业而长期艰苦努力的人，而是给予了那些暴拥财富、暴得大名、暴享奢华的人。如果说，辛勤工作的中产阶级觉得他们对工作伦理的献身在自由派主导的时代不被赏识，那么在保守派胜利的年月里，他们觉得没有获得足够的回报。
这一切仍在继续，政治聚焦于抽象的意识形态问题，以致那些基本问题被排除在外。当政府被看做在基本问题上（儿童教育、医疗保健、修建道路和公共交通）失败时，广大的美国中产阶级就对政府绝望了。这一讯息事实上表达的是对更好政府的需要，但它被保守派错误解读为对更少政府的需要。
里根的供给派构想的基本缺陷是，它认为“供给方”仅仅包括私人领域，政府仅仅消耗社会，而非社会的资产。这导致了供给派在财政方面一个灾难性的假定：减税很容易，因为削减政府开支很容易。
当然这并不容易，虽然政府作为一个机构已变得不受欢迎，许多政府职能却仍旧受欢迎从而难以削减。后果之一就是我们愚蠢的、完全不必要的预算失败。另一个后果就是那些促进增长的政府领域内投资急剧下降：教育、研发、职业培训、路桥以及公共交通。国民愿意为那些他们认为必要的政府领域埋单——只有他们仍然相信政府实际上还有机会完成它开始做的事情，才会如此。
目前，这一信心遭受了挫折。因此，新中心政治的另一面必然是实验。如果美国人已经厌倦了对于引起分歧的社会议题进行意识形态讨论，那么他们对于给政府项目施加意识形态的紧身衣同样不高兴。为了恢复大众对政府的可能性的信念，政府必须显示它能做事。同时必须表明，政府干预并不必然是侵扰式的，或者太官僚。
事实上，许多好的政策点子让意识形态分类落了空。代金券曾被认为是保守派的理念，但是最成功的代金券项目——食品券——却是林登·约翰逊“伟大社会”的一项创造。收入税收抵免主要用来给予工作的贫困人口以工资补助，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中都受到了欢迎。自由派喜欢它是因为它的收入再分配效果，保守派喜欢它是因为它提高了效率，并提倡工作。
有些政策设想实际上可以非常简单。只要将公立学校开放至下午6点，就能解决那些5岁以上儿童的日托问题，但是，我们距离这一解决方案还要走很长的路。
《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美）小尤金·约瑟夫·迪昂著，赵晓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本文选自该书第十三章，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