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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龚育之是我国著名的中共党史学家。从青年时代读毛著，到后来因工作需要长时期编毛著，进而研究毛泽东思想，他长期主持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和研究工作，为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深入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他在编辑研究中注重对史料的梳理与考证的写作风格也为中共党史研究走向科学和深入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毛泽东著作 编辑 研究 龚育之
龚育之是我国著名的中共党史学家，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12年（1976—1988），这12年是他从事党史研究的第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从党的文献的编辑和研究入手，龚育之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党史研究历程，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一代党史大家，而他对党的文献的编辑和研究实际上贯穿其党史研究始终，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一时期。多年以后，龚育之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讲道：“读毛和编毛，是我这一生经历的一个重要的段落和重要的部分。从一九七五年十月，到一九八八年春天，除了中间不到一年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错误运动所打断以外，十二年时间，我都在毛著编辑的岗位上。此后，也没有忘怀于这项工作。”[1]P264-265
龚育之与毛泽东同是湖南湘潭人，同样出生在12月26日，名字又都以那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之”字（毛泽东字润之）韵尾，与伟人“巧遇”这许多共同点，似乎也注定了他与伟人的缘分。从青年时代读毛著，到有机会近距离听毛泽东谈哲学，再到后来因工作需要长时期编毛著，进而研究毛泽东思想，龚育之的名字就这样与伟人和伟人理论联系在了一起。
一、初读毛选：“在我的眼前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龚育之是1948年在香港开始较为系统地阅读毛泽东著作的。1948年夏，龚育之在上海考完大学等待发榜之际，来到早先撤退到香港的父亲龚饮冰那里作短期逗留。当时的香港在英国的统治之下，相较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高压，中国共产党在那里的活动空间相对比较宽松，报刊和出版社可以公开发表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和著作。正是在这里，龚育之读到了由香港民主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读到了毛泽东的许多著名篇章。多年以后，龚育之回忆当时读毛选时的心情时讲道，读毛泽东的著作“在我的眼前打开一片新的天地。过去我们学物理、数学、化学，每一门学科都很有条理，很有说服力。对社会政治生活，眼见的很黑暗，一团糟。抗战胜利，开始以为形势要好起来了，结果又打内战，打得一塌糊涂，国民党要占领延安、东北了，局势非常危急。但是当时认为它还在挣扎，所以对社会看不清楚。到了香港，读了毛泽东的书，读《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我真觉得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这套分析非常清楚、非常合理、非常有说服力。它的确与我学的自然科学一样，是有客观规律的，他抓住了客观规律，所以在我面前展开了另一门科学，一门中国革命的科学”[2]P134-135。
1948年10月，龚育之到北平上清华大学，并很快参加了地下的青年组织和地下党，继续为毛泽东的著作所深深吸引着，并在北平刚刚解放的1949年2月，花了800斤小米的价钱在新华书店里买了一本东北书店版的《毛泽东选集》。为了这本书，他几乎花去了父亲给他存着备用的全部积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分别于1951年、1952年、1953年、1960年陆续出版，他以喜悦的心情系统阅读了这些著作，并对照从前的版本仔细标记和思考新版所作的修改。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龚育之被当作“牛鬼蛇神”扫进了牛棚。他利用牛棚里大块的“学习”时间抄录毛泽东著作，尽量搜罗红卫兵编印的各种毛泽东著作，还为自己编辑整理了一本毛泽东著作集。在龚育之带着极大的兴趣搜集阅读这些毛泽东著作的时候，他自己大概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真正走上编辑毛泽东著作的工作岗位，并在这个岗位上耕耘十多个春秋。
二、高度机密的工作：参与编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966年2月参加整理毛泽东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记录稿，是龚育之参与编辑整理毛泽东著作的最早经历。而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则是龚育之在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之前的一段较为系统的文献编辑经历。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开始了全面整顿。此时，中共中央在邓小平、胡乔木的主持下（还有康生，但当时病重，只是挂名），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下设了一个材料组，由李鑫、胡绳、吴冷西、熊复四人负责，还有从中央党校来的几个人，具体从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同年10月，已经获得“解放”被分配到教育部工作的龚育之被借调到这个组，开始了这项在当时属于高度机密的工作。参与编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使龚育之有机会系统阅读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讲话记录的原始档案，并学习了解了当时编辑整理领导人讲话稿的原则。当时李鑫向龚育之交代的整理毛泽东讲话稿的原则是：一、要求忠实于原稿，但原讲话记录有文句不完整、表达不准确、逻辑不严密、论述太复杂以及引据的事实、历史、文句待查证等问题，需要做很细致的整理工作;二、毛主席有些观点后来有发展变化甚至是重大变化，要根据后来发展了的观点，来加工整理前面文稿中的观点;三、所有經过整理的稿子要以毛主席看过、认可才能定稿。[2]P12没过多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刮起，龚育之回教育部“参加运动”而终止了在毛选材料组的工作，但这段工作经历对龚育之了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轨迹，对以后继续从事毛泽东著作的编辑研究工作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华国锋的主持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很快编完，龚育之没有参加后面这一段的编辑工作。1977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停止发行。对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不再发行的原因，龚育之分析指出：“由于批判和纠正了‘两个凡是’，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于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分清建国以来党的历史是非，对毛泽东建国以后的著作也逐渐有了重新评价……一些过去认为正确的重大决策和重要著作，大家逐渐认识到它们并不都是正确的或并不都是完全正确的。在还没有来得及总结历史的情况下编出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首先是在篇目的选择上，其次是在若干篇讲话稿的整理上，都出现了问题。”[2]P15-1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以后，为了继续编辑毛泽东的著作，中央成立了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汪东兴兼主任，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等为副主任，龚育之和郑必坚担任这个办公室理论组的负责人，这个办公室还下辖选集组、全集组等。当时选集组准备继续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六卷，全集组准备汇编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的全部著作的资料，龚育之也参与了这两个组的一部分工作，主要是翻阅了毛泽东1957年以后（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所选文章以后）的著作和讲话的档案，并参加了拟议中的《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的讨论，但《毛泽东选集》第六卷也因“对选目意见不一，有些难点不好解决，很可能引起争议”[3]P104而最终搁浅。 三、“先易后难，逐步推进”：从编专集到编文稿
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学术理论界和广大干部群众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在这种背景下，尽快编辑出版更多的毛泽东著作，尤其是体现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著作，成为社会各界的一种迫切需求，而如何既回应民众的这种需求，又避开一些难点和敏感问题，也考验着文献编辑者的智慧。
1980年1月，龚育之被任命为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5月，该办公室改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文献的编辑任务和范围扩大到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集和中共中央文件的编辑工作，但编辑毛泽东的著作仍然是文献研究室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著作的编辑和研究过程中，龚育之的精力也更偏重于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和研究。在编辑毛泽东著作方面，他提出了“以决议为指导，先易后难，逐步推进”[3]P104的原则，先从编辑出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等专题文集入手，进而推及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两卷本）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从而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尽快编辑出版一批毛泽东著作，留下了较大的活动空间。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岗位上，龚育之首先参与主持编辑出版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1982年12月）、《毛泽东书信选集》（1983年12月）和《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983年12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是在胡绳、龚育之的指导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第一本毛泽东专题文集。这本文集由1941年延安出版的《农村调查》一书增订而成，记录了毛泽东从事农村调查的实践活动，反映了他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成果，是研究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珍贵文献。在文集的编定过程中，龚育之作了具体的指导工作，对此，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和研究》主编的刘武生回忆道：龚育之参与研究如何编辑好毛主席的文稿，手把手地帮助同行们选稿、整理文稿，而后一遍遍集体讨论通过定稿，这实际上是进行了一次文献编辑工作的“集体练兵”;为了编好这本文集，增强编研人员的感性认识，龚育之还提出，派编辑组两位同志出差到江西原中央苏区，重走毛泽东农村调查之路，了解当年的实际情况，核对地名、人名等并作今昔对比，回来后向编辑组全体同志详细汇报。[4]P77-781984年美国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斯图尔特·R·施拉姆来中国时，龚育之曾向他介绍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的编辑情况，施拉姆对这样的编辑工作也表示十分赞赏。《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的出版，对于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扬党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了解国情，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书信选集》和《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为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而编辑出版的两本毛泽东著作集。书信选集收入毛泽东1920年至1965年的书信372封，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新闻工作文选则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毛泽东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提供了珍贵的文献。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龚育之对这两部书的编选和出版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龚育之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期间还主持了《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两卷本）（1986年8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87年11月到1998年1月）、《毛泽东早期文稿》（1990年7月）等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工作，参与了《毛泽东诗词选》（1986年9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1988年3月）等毛泽东著作专题文集的编选。其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是在毛泽东全集暂无可能出版的情况下，为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由龚育之提议并主持编辑的。他提出先将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手稿、经毛泽东审定过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以及经毛泽东审定用他的名义发表的其他文稿编辑出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不仅收入了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判断和观点，也包含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判断和观点。这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史和国史，提供了比较全面、丰富而可贵的文献资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前三册书后，都附有一篇在龚育之主持下由编辑人员共同完成的长篇编后记。这些后记对编入本册的文稿内容和编辑工作作了介绍和说明，使读者对编入本册的文稿有了更为条理和全面的认识和把握。只是由于种种原因，编后记止于第三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四、从编辑到研究，擅长梳理和考证
龚育之在集中精力编辑毛泽东著作的同时，也根据自己对材料的掌握和阅读中的心得，对毛泽东及其著作、版本等情况进行了介绍和研究。
1983年，龚育之撰文具体论述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反对本本主义》《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关于农村调查》《〈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文章对毛泽东农村调查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尤其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两个口号的提出以及关于“狭隘经验论”的哲学争论。他还分析了收入文集中的调查材料的价值和哲学意义，并从总体上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作为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必读书。[5]P224-230为配合《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两卷本）的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在该书发行当天刊载了龚育之与文献研究室另两位同志逄先知和吴正裕合写的文章，以生动实例介绍了该书在编辑工作上的特色，并指出选读和学习毛泽东科学著作是站在历史和理论的高度很好地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5]P196-207在主持编辑《建國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的过程中，龚育之与边彦军、汪裕尧、冯惠等其他几位编辑人员共同撰写了编后记，将收入本册文稿的各项材料主要归纳为“开国的历史文献”“党的工作中心由军事向经济的战略转移”“建国初期的主要社会矛盾和战略策略方针”“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民主政治建设和民族团结问题”“外交政策和对外贸易”“文化教育工作”“抗美援朝的决策和两次战役的胜利”“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等几个方面。[6]P763-784这些立足于文稿材料的分析论述，对研究毛泽东文稿和新中国起步时期的毛泽东思想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1984年4月，龚育之接待了美国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斯图尔特·R·施拉姆，针对施拉姆的提问，他对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关于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选集》的各种版本，龚育之将其归纳为五个系统，一是1944年在晋察冀根据地由晋察冀日报社编出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本（大连大众书店1945年、渤海书店1947年重印，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增订、冀东和太岳重印的都归入这个系统）;二是1945年在江苏中部新四军根据地由苏中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三是1947年山东编印、1948年渤海重印的较简单的《毛泽东文选》;四是1948年东北书店版的《毛泽东选集》六卷本;五是1948年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只在党内发行的两卷本《毛泽东选集》。龚育之分析提出，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大都来源于延安整风时党内编印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以及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编选的《两条路线》。这几本书是为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而编选的，包括党的历次重要宣言和决议，党的领导人物的文章和报告，也包括代表错误路线的文献。当时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就是适应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需要，把收集在那几本党的文献中的毛泽东著作挑选出来编印而成的。这些毛选版本都没有经过作者毛泽东的审定，而毛泽东对自己著作的写作和发表是非常慎重的。龚育之以毛泽东先后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20世纪50年代对《实践论》 《矛盾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的反复斟酌、修改和补充为例，说明了毛泽东对自己著作的态度，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和思索过程。[5]P179-193
20世纪80年代中期，龚育之与逄先知、石仲泉共同主持撰写了一部介绍毛泽东读书生活的著作：《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书中龚育之的《从〈实践论〉谈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关于毛泽东读哲学书的几封信》《毛泽东与自然科学》等几篇文章，以大量翔实的记录、回忆材料和档案文献资料为基础，分别介绍了毛泽东阅读理论书、哲学书和自然科学书籍的情况。他与宋贵仑合写的《“红学”一家言》一文，讲到了毛泽东多次谈及《红楼梦》的情形，并对毛泽东关于“红学”的评论作了阐释和引申，读后令人耳目一新。该书包括龚育之所写的几篇文章都披露了许多档案材料，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一生手不释卷的毛泽东形象，也开启了用文献资料宣传毛泽东的先河。此外，在这一时期，龚育之还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刘武生一起，以大量翔实的史料梳理了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演进历程。[7]P683-689
五、从来没有忘怀于这项工作
1988年3月，龚育之离开中央文献研究室，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离开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后，他继续关注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和研究，并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工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是他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期间提议并主持编辑的，其中第一册于1987年出版，第二、三册当时也已交付排印。离开文獻室以后，他继续审看这套书的清样，并严格把关[3]P120，直到1998年十三册全部出齐。这套文献资料的出版是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的一项大工程，龚育之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他还参与编辑了《毛泽东论文艺》的增订本，并对《毛泽东诗词集》《毛泽东文艺论集》等毛泽东著作专集的编辑出版提出过自己的意见。对于毛泽东诗词是出全集还是选集的问题，龚育之主张出诗词选集，认为可对过去的选本作一些增补，但不必出全集。这反映了他对毛泽东全集观的了解和认同。20世纪60年代龚育之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期间，曾从当时的上级领导许立群处了解到毛泽东不主张出他的著作全集，而只赞成出好的选集的观点。毛泽东还曾引用郑板桥在编定自己的《诗钞》时在《后刻诗序》中所说“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版，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一句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使龚育之对毛泽东的全集观有着深刻的印象。[1]P255对于毛泽东编辑出版其著作的这个态度，龚育之认为应当加以尊重，因此曾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报纸上登载的编辑出版《毛泽东全集》的中央决定心存疑问。他主张出毛泽东诗词选集而非全集的意见，大体上也是出于这种考虑。这个意见受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重视，最后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增加了一些诗篇，但没有出版包含毛泽东所有诗篇的全集。《毛泽东文艺论集》是《毛泽东论文艺》一书的增订，龚育之在这部书编辑出版时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增加一组集纳的毛泽东论《红楼梦》的论文和谈话的片断，一是加上毛泽东1937年给周扬的论及鲁迅的一封信（这封信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这两个意见都得到采纳。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毛泽东著作编辑的老文献工作者，龚育之虽然离开了编辑毛泽东著作的岗位，但仍然继续为这项工作贡献着自己的知识和力量，从来没有忘怀于这项工作。○
参考文献：
[1]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2]龚育之.人生要有追求[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
[3]走近龚育之[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
[4]怀念龚育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5]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7]龚育之.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马永义
[关键词] 毛泽东著作 编辑 研究 龚育之
龚育之是我国著名的中共党史学家，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12年（1976—1988），这12年是他从事党史研究的第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从党的文献的编辑和研究入手，龚育之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党史研究历程，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一代党史大家，而他对党的文献的编辑和研究实际上贯穿其党史研究始终，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一时期。多年以后，龚育之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讲道：“读毛和编毛，是我这一生经历的一个重要的段落和重要的部分。从一九七五年十月，到一九八八年春天，除了中间不到一年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错误运动所打断以外，十二年时间，我都在毛著编辑的岗位上。此后，也没有忘怀于这项工作。”[1]P264-265
龚育之与毛泽东同是湖南湘潭人，同样出生在12月26日，名字又都以那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之”字（毛泽东字润之）韵尾，与伟人“巧遇”这许多共同点，似乎也注定了他与伟人的缘分。从青年时代读毛著，到有机会近距离听毛泽东谈哲学，再到后来因工作需要长时期编毛著，进而研究毛泽东思想，龚育之的名字就这样与伟人和伟人理论联系在了一起。
一、初读毛选：“在我的眼前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龚育之是1948年在香港开始较为系统地阅读毛泽东著作的。1948年夏，龚育之在上海考完大学等待发榜之际，来到早先撤退到香港的父亲龚饮冰那里作短期逗留。当时的香港在英国的统治之下，相较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高压，中国共产党在那里的活动空间相对比较宽松，报刊和出版社可以公开发表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和著作。正是在这里，龚育之读到了由香港民主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读到了毛泽东的许多著名篇章。多年以后，龚育之回忆当时读毛选时的心情时讲道，读毛泽东的著作“在我的眼前打开一片新的天地。过去我们学物理、数学、化学，每一门学科都很有条理，很有说服力。对社会政治生活，眼见的很黑暗，一团糟。抗战胜利，开始以为形势要好起来了，结果又打内战，打得一塌糊涂，国民党要占领延安、东北了，局势非常危急。但是当时认为它还在挣扎，所以对社会看不清楚。到了香港，读了毛泽东的书，读《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我真觉得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这套分析非常清楚、非常合理、非常有说服力。它的确与我学的自然科学一样，是有客观规律的，他抓住了客观规律，所以在我面前展开了另一门科学，一门中国革命的科学”[2]P134-135。
1948年10月，龚育之到北平上清华大学，并很快参加了地下的青年组织和地下党，继续为毛泽东的著作所深深吸引着，并在北平刚刚解放的1949年2月，花了800斤小米的价钱在新华书店里买了一本东北书店版的《毛泽东选集》。为了这本书，他几乎花去了父亲给他存着备用的全部积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分别于1951年、1952年、1953年、1960年陆续出版，他以喜悦的心情系统阅读了这些著作，并对照从前的版本仔细标记和思考新版所作的修改。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龚育之被当作“牛鬼蛇神”扫进了牛棚。他利用牛棚里大块的“学习”时间抄录毛泽东著作，尽量搜罗红卫兵编印的各种毛泽东著作，还为自己编辑整理了一本毛泽东著作集。在龚育之带着极大的兴趣搜集阅读这些毛泽东著作的时候，他自己大概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真正走上编辑毛泽东著作的工作岗位，并在这个岗位上耕耘十多个春秋。
二、高度机密的工作：参与编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966年2月参加整理毛泽东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记录稿，是龚育之参与编辑整理毛泽东著作的最早经历。而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则是龚育之在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之前的一段较为系统的文献编辑经历。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开始了全面整顿。此时，中共中央在邓小平、胡乔木的主持下（还有康生，但当时病重，只是挂名），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下设了一个材料组，由李鑫、胡绳、吴冷西、熊复四人负责，还有从中央党校来的几个人，具体从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同年10月，已经获得“解放”被分配到教育部工作的龚育之被借调到这个组，开始了这项在当时属于高度机密的工作。参与编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使龚育之有机会系统阅读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讲话记录的原始档案，并学习了解了当时编辑整理领导人讲话稿的原则。当时李鑫向龚育之交代的整理毛泽东讲话稿的原则是：一、要求忠实于原稿，但原讲话记录有文句不完整、表达不准确、逻辑不严密、论述太复杂以及引据的事实、历史、文句待查证等问题，需要做很细致的整理工作;二、毛主席有些观点后来有发展变化甚至是重大变化，要根据后来发展了的观点，来加工整理前面文稿中的观点;三、所有經过整理的稿子要以毛主席看过、认可才能定稿。[2]P12没过多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刮起，龚育之回教育部“参加运动”而终止了在毛选材料组的工作，但这段工作经历对龚育之了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轨迹，对以后继续从事毛泽东著作的编辑研究工作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华国锋的主持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很快编完，龚育之没有参加后面这一段的编辑工作。1977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停止发行。对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不再发行的原因，龚育之分析指出：“由于批判和纠正了‘两个凡是’，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于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分清建国以来党的历史是非，对毛泽东建国以后的著作也逐渐有了重新评价……一些过去认为正确的重大决策和重要著作，大家逐渐认识到它们并不都是正确的或并不都是完全正确的。在还没有来得及总结历史的情况下编出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首先是在篇目的选择上，其次是在若干篇讲话稿的整理上，都出现了问题。”[2]P15-1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以后，为了继续编辑毛泽东的著作，中央成立了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汪东兴兼主任，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等为副主任，龚育之和郑必坚担任这个办公室理论组的负责人，这个办公室还下辖选集组、全集组等。当时选集组准备继续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六卷，全集组准备汇编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的全部著作的资料，龚育之也参与了这两个组的一部分工作，主要是翻阅了毛泽东1957年以后（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所选文章以后）的著作和讲话的档案，并参加了拟议中的《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的讨论，但《毛泽东选集》第六卷也因“对选目意见不一，有些难点不好解决，很可能引起争议”[3]P104而最终搁浅。 三、“先易后难，逐步推进”：从编专集到编文稿
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学术理论界和广大干部群众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在这种背景下，尽快编辑出版更多的毛泽东著作，尤其是体现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著作，成为社会各界的一种迫切需求，而如何既回应民众的这种需求，又避开一些难点和敏感问题，也考验着文献编辑者的智慧。
1980年1月，龚育之被任命为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5月，该办公室改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文献的编辑任务和范围扩大到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集和中共中央文件的编辑工作，但编辑毛泽东的著作仍然是文献研究室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著作的编辑和研究过程中，龚育之的精力也更偏重于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和研究。在编辑毛泽东著作方面，他提出了“以决议为指导，先易后难，逐步推进”[3]P104的原则，先从编辑出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等专题文集入手，进而推及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两卷本）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从而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尽快编辑出版一批毛泽东著作，留下了较大的活动空间。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岗位上，龚育之首先参与主持编辑出版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1982年12月）、《毛泽东书信选集》（1983年12月）和《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983年12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是在胡绳、龚育之的指导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第一本毛泽东专题文集。这本文集由1941年延安出版的《农村调查》一书增订而成，记录了毛泽东从事农村调查的实践活动，反映了他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成果，是研究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珍贵文献。在文集的编定过程中，龚育之作了具体的指导工作，对此，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和研究》主编的刘武生回忆道：龚育之参与研究如何编辑好毛主席的文稿，手把手地帮助同行们选稿、整理文稿，而后一遍遍集体讨论通过定稿，这实际上是进行了一次文献编辑工作的“集体练兵”;为了编好这本文集，增强编研人员的感性认识，龚育之还提出，派编辑组两位同志出差到江西原中央苏区，重走毛泽东农村调查之路，了解当年的实际情况，核对地名、人名等并作今昔对比，回来后向编辑组全体同志详细汇报。[4]P77-781984年美国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斯图尔特·R·施拉姆来中国时，龚育之曾向他介绍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的编辑情况，施拉姆对这样的编辑工作也表示十分赞赏。《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的出版，对于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扬党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了解国情，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书信选集》和《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为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而编辑出版的两本毛泽东著作集。书信选集收入毛泽东1920年至1965年的书信372封，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新闻工作文选则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毛泽东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提供了珍贵的文献。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龚育之对这两部书的编选和出版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龚育之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期间还主持了《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两卷本）（1986年8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87年11月到1998年1月）、《毛泽东早期文稿》（1990年7月）等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工作，参与了《毛泽东诗词选》（1986年9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1988年3月）等毛泽东著作专题文集的编选。其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是在毛泽东全集暂无可能出版的情况下，为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由龚育之提议并主持编辑的。他提出先将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手稿、经毛泽东审定过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以及经毛泽东审定用他的名义发表的其他文稿编辑出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不仅收入了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判断和观点，也包含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判断和观点。这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史和国史，提供了比较全面、丰富而可贵的文献资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前三册书后，都附有一篇在龚育之主持下由编辑人员共同完成的长篇编后记。这些后记对编入本册的文稿内容和编辑工作作了介绍和说明，使读者对编入本册的文稿有了更为条理和全面的认识和把握。只是由于种种原因，编后记止于第三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四、从编辑到研究，擅长梳理和考证
龚育之在集中精力编辑毛泽东著作的同时，也根据自己对材料的掌握和阅读中的心得，对毛泽东及其著作、版本等情况进行了介绍和研究。
1983年，龚育之撰文具体论述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反对本本主义》《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关于农村调查》《〈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文章对毛泽东农村调查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尤其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两个口号的提出以及关于“狭隘经验论”的哲学争论。他还分析了收入文集中的调查材料的价值和哲学意义，并从总体上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作为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必读书。[5]P224-230为配合《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两卷本）的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在该书发行当天刊载了龚育之与文献研究室另两位同志逄先知和吴正裕合写的文章，以生动实例介绍了该书在编辑工作上的特色，并指出选读和学习毛泽东科学著作是站在历史和理论的高度很好地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5]P196-207在主持编辑《建國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的过程中，龚育之与边彦军、汪裕尧、冯惠等其他几位编辑人员共同撰写了编后记，将收入本册文稿的各项材料主要归纳为“开国的历史文献”“党的工作中心由军事向经济的战略转移”“建国初期的主要社会矛盾和战略策略方针”“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民主政治建设和民族团结问题”“外交政策和对外贸易”“文化教育工作”“抗美援朝的决策和两次战役的胜利”“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等几个方面。[6]P763-784这些立足于文稿材料的分析论述，对研究毛泽东文稿和新中国起步时期的毛泽东思想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1984年4月，龚育之接待了美国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斯图尔特·R·施拉姆，针对施拉姆的提问，他对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关于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选集》的各种版本，龚育之将其归纳为五个系统，一是1944年在晋察冀根据地由晋察冀日报社编出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本（大连大众书店1945年、渤海书店1947年重印，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增订、冀东和太岳重印的都归入这个系统）;二是1945年在江苏中部新四军根据地由苏中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三是1947年山东编印、1948年渤海重印的较简单的《毛泽东文选》;四是1948年东北书店版的《毛泽东选集》六卷本;五是1948年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只在党内发行的两卷本《毛泽东选集》。龚育之分析提出，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大都来源于延安整风时党内编印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以及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编选的《两条路线》。这几本书是为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而编选的，包括党的历次重要宣言和决议，党的领导人物的文章和报告，也包括代表错误路线的文献。当时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就是适应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需要，把收集在那几本党的文献中的毛泽东著作挑选出来编印而成的。这些毛选版本都没有经过作者毛泽东的审定，而毛泽东对自己著作的写作和发表是非常慎重的。龚育之以毛泽东先后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20世纪50年代对《实践论》 《矛盾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的反复斟酌、修改和补充为例，说明了毛泽东对自己著作的态度，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和思索过程。[5]P179-193
20世纪80年代中期，龚育之与逄先知、石仲泉共同主持撰写了一部介绍毛泽东读书生活的著作：《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书中龚育之的《从〈实践论〉谈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关于毛泽东读哲学书的几封信》《毛泽东与自然科学》等几篇文章，以大量翔实的记录、回忆材料和档案文献资料为基础，分别介绍了毛泽东阅读理论书、哲学书和自然科学书籍的情况。他与宋贵仑合写的《“红学”一家言》一文，讲到了毛泽东多次谈及《红楼梦》的情形，并对毛泽东关于“红学”的评论作了阐释和引申，读后令人耳目一新。该书包括龚育之所写的几篇文章都披露了许多档案材料，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一生手不释卷的毛泽东形象，也开启了用文献资料宣传毛泽东的先河。此外，在这一时期，龚育之还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刘武生一起，以大量翔实的史料梳理了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演进历程。[7]P683-689
五、从来没有忘怀于这项工作
1988年3月，龚育之离开中央文献研究室，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离开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后，他继续关注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和研究，并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工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是他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期间提议并主持编辑的，其中第一册于1987年出版，第二、三册当时也已交付排印。离开文獻室以后，他继续审看这套书的清样，并严格把关[3]P120，直到1998年十三册全部出齐。这套文献资料的出版是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的一项大工程，龚育之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他还参与编辑了《毛泽东论文艺》的增订本，并对《毛泽东诗词集》《毛泽东文艺论集》等毛泽东著作专集的编辑出版提出过自己的意见。对于毛泽东诗词是出全集还是选集的问题，龚育之主张出诗词选集，认为可对过去的选本作一些增补，但不必出全集。这反映了他对毛泽东全集观的了解和认同。20世纪60年代龚育之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期间，曾从当时的上级领导许立群处了解到毛泽东不主张出他的著作全集，而只赞成出好的选集的观点。毛泽东还曾引用郑板桥在编定自己的《诗钞》时在《后刻诗序》中所说“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版，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一句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使龚育之对毛泽东的全集观有着深刻的印象。[1]P255对于毛泽东编辑出版其著作的这个态度，龚育之认为应当加以尊重，因此曾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报纸上登载的编辑出版《毛泽东全集》的中央决定心存疑问。他主张出毛泽东诗词选集而非全集的意见，大体上也是出于这种考虑。这个意见受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重视，最后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增加了一些诗篇，但没有出版包含毛泽东所有诗篇的全集。《毛泽东文艺论集》是《毛泽东论文艺》一书的增订，龚育之在这部书编辑出版时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增加一组集纳的毛泽东论《红楼梦》的论文和谈话的片断，一是加上毛泽东1937年给周扬的论及鲁迅的一封信（这封信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这两个意见都得到采纳。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毛泽东著作编辑的老文献工作者，龚育之虽然离开了编辑毛泽东著作的岗位，但仍然继续为这项工作贡献着自己的知识和力量，从来没有忘怀于这项工作。○
参考文献：
[1]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2]龚育之.人生要有追求[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
[3]走近龚育之[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
[4]怀念龚育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5]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7]龚育之.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