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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总结教训，促使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改革开放道路。邓小平在南方视察中，虽未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但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起到了政治与思想两方面的重要推动作用。
[关键词] “文化大革命” 苏联解体 南方视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破“旧局”、立“新局”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一直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改革开放的推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都与邓小平的切身推动紧密相关。人们不禁要问，在各种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究竟在思考什么？他的思考又是如何影响历史进程的？
对此，俄罗斯历史学家鲁·格·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的研究中，曾深刻体会到：“具体的历史进程如此丰富多彩，绝非仅限于我所援引的这些历史资料，也不是档案夹和图书馆的图书目录所能容纳的。某一个执政人物或者某些社会人群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情绪和思维，取决于人的世界观和受教育的程度、特点，取决于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值和个人的奢望。总而言之，往往取决文献资料中所没有的那些东西。”[1]P801皮霍亚的这段话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执政人物对历史进程起着关键性作用;二是执政人物的某些决定历史进程的思想，有时并不体现在文献的原文中。但归纳这些思想又不能脱离历史文献，皮霍亚所指“执政人物”的“情绪和思维”“世界观”和“个人的奢望”等影响因素，都在文献的不同方面有所反映。因此，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借助逻辑推理与判断，是能够对邓小平的某些核心思想作出合理解释的。
一、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分期中，1978年是个“界标年份”[2]P18，当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实现这一重大转折固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的历史作用，需要关注两个现象：一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经历了两年的“徘徊时期”;二是同时代的苏联并未重视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经验。那么，是什么原因坚定了邓小平一定要排除阻力并创造性地实行改革开放的信念？综合邓小平的讲话记录可以发现，在1977年复出之后的不同工作场合，邓小平几乎都谈到”文化大革命”对国家各项工作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最初两年中，复出后的邓小平主要参与了军队、外交、科技与教育等方面工作，并尖锐指出了“四人帮”①对上述各项工作的破坏。在军队工作方面，“我们军队的素质确实不如以前了。特别是各级干部的指挥、管理能力弱……要承认这个现实”[3]P61。在对外交流方面，“‘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3]P111。在科技与教育方面，“四人帮”的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3]P86。“‘四人帮’对教育事业的破坏，不仅造成科学文化的教育质量惊人下降，而且严重地损害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3]P105。基于上述认识，邓小平认为“揭批‘四人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
“破”与“立”是邓小平一贯的工作方法，批判“四人帮”意在将人们从”文化大革命”的僵化思维中摆脱出来，用新的思想搞建设。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遗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3]P119这个遗毒不仅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观念在领导干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更主要是针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兴起的“两个凡是”。邓小平公开反对“四人帮”与“两个凡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教条主义认识，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实事求是，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强调“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3]P43。鲜明地批判“四人帮”及其遗毒，并高举“实事求是”与“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两面旗帜，使邓小平赢得了大多数党内同志与社会各界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为结束“徘徊时期”、转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创造了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得到确立，开始全面主持党和国家工作，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也随之扩展到更多领域。例如，在党的纪律方面，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纪律废弛了，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也是党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3]P271在干部隊伍问题上，他指出，大批干部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干部工作遭到严重破坏，造成各级领导人员普遍老化的状况。对于“四人帮”用“坐火箭、坐直升飞机”式的办法提拔干部，邓小平认为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关于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他指出，“文化大革命”中公布的数字有虚假，有重复计算的问题，“知道这一点对我们今天考虑问题有好处”。[3]P197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整体评价，邓小平认为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波折”，“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局性破坏，邓小平认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是被迫进行的。1987年6月，他在会见南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指出，中国自1958年至1978年的二十年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4]P2371988年6月邓小平又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政策也不行。
对于将改革的重点放在发展生产力上，邓小平认为这是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1988年，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点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并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4]P272。邓小平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等论断，就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此类观点的。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手段，邓小平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营管理方法一样，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并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打破了“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为后期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对于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认为鉴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教训，中国不能搞西方多党竞选、三权鼎立的民主。他指出，如果追求西方形式上的民主，只会造成国家混乱的局面，“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会，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4]P284“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3]P252在他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目标，必须在稳定的国内环境下有序进行，与其背道而驰的任何方式都是不能接受的。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复出之后的邓小平一直在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而思想上的反思又转变为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动力。从1977年复出到成为党和国家领导核心，邓小平一直批判“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并致力于消除“文化大革命”影响，实现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也对结束“文化大革命”寄予期望，“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4]P54。如果说当时去解决”文化大革命”问题还属空想，而邓小平复出之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则变成了切实的方针与政策。邓小平曾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看作是“一生最痛苦”的时候，并注重从痛苦以及带来痛苦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认为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正如邓小平所指：“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4]P223“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4]P272
二、邓小平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
1992年，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会议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既是对多年来理论与实践探索的高度创新，也为下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基本方向。从现有资料来看，1991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确定十四大于1992年第四季度举行。但是，十四大要对经济体制改革如何定位，直到1992年6月才基本确定。学界普遍认为，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视察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邓小平并未在南方视察中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那么，他所思考的新经济体制是什么样的？他又是如何推动新经济体制的确立？要回答这些问题，还需结合历史背景作详细分析。
已辞去黨政军所有职务的邓小平，在1992年初去南方视察不是偶然。他在1992年1月20日视察深圳时指出，“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脑筋不够用，固执”，所以老年人要有自觉性，少管事，“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5]P65邓小平所说的要有“自觉性”“少管事”，就是指退下领导岗位后要自觉地减少对党和国家事务的干预。但他接着指出：“我退下来之后，在重要关头，有话还是要讲的。但一般不过问。”[5]P65然而到1993年1月时，邓小平则对自己有了新定位。他在致孙辈的信中指出：“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6]P1358对照邓小平的前后认识可以断定：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在1992年正处于一个“重要关头”，他有责任在这个“重要关头”发表自己的主张，并期望以此影响新一代领导人的决策。
邓小平将南方视察时间定在1992年初是有深刻含义的。从未来看，在十四大召开时间已确定的情况下，邓小平“有话”必须提前讲，才可能对会议决定产生影响。从历史看，一方面中国面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国际局势。邓小平认为中国应从中吸取教训，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也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主线。他在视察中指出：“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5]P63联系到1989年政治风波，邓小平认为中国之所以平息这场风波并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4]P371。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也必须通过改革开放来推动和发展，二者缺一不可。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又面临新的国内环境。国务院为抑制由1988年物价市场化改革失利引发的通货膨胀，开展了治理整顿，工作于1991年底基本结束。经济体制改革又处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下一步的方向并不明确，尤其是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问题仍未取得突破。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实践的推动，人们对市场的认识也逐步深化。从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就反映了这种变化。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虽然存在“左”倾思想的回潮，但人们更多关注的不再是计划与市场要不要、能不能结合，而是如何将二者结合得更好。1991年10月，经济学家刘国光在中央党校的学术报告中曾指出：“目前人们更为关心的是从实质上研究探讨计划与市场到底怎样结合，结合的方式、途径是什么样的？”[7]P421江泽民对此也十分重视，他在1990年9月主持召开的经济工作座谈会上，针对计划与市场还未形成较完整的结合形式，勉励“大家要齐心协力找到一条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具体化的路子”[8]P761;1991年10月至12月间，在同国内经济学家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江泽民反复讲到：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内涵是什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怎么结合？[9]P54面对这一理论与实践难题，理论界又提出“板块结合论”“渗透结合论”“有机结合论”等理论模式，引起了一些争论。总之，在邓小平南方视察之前，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问题始终困扰着理论界及党和国家领导人。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视察中再次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论述，认为计划和市场在本质上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4]P373。多数学者认为这是邓小平的新观点，正是这些新观点解放了人们思想，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该观点与以往相比并无新意。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本质问题，邓小平在1991年2月就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6]P1327江泽民在1991年7月也指出，“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10]P155，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邓小平也早在1985年就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有计划控制”等观点。 尚需指出的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虽重点论述，但未明确指出二者究竟应怎样结合，也未提出中国应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这从邓小平南方视察结束后中央领导人讲话中就可看出。李鹏在1992年3月20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内容，仍强调“促进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邓小平南方视察又是如何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呢？通过对南方视察前后讲话内容的对比分析，可把邓小平所起的历史作用归结为政治推动与思想推动。
政治方面，邓小平将改革开放提到新的政治高度，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创造了政治前提。强调改革开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他在南方视察前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中央同志谈话时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4]P368但与之不同的是，邓小平将改革开放问题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并由此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他在南方视察中两次提到：“谁要改变或动摇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会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谁要动摇，谁就下台”[5]P64-65。可以看出，邓小平对当时改革开放的政治氛围是不满意的。1991年10月至12月间，由江泽民主持的十一次专家座谈会，已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也对这一提法给出了解释，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是市场是有国家宏观调控而不是放任自流，从而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作了理论准备。[9]P102但是，由理论准备到实际确立还存在很多障碍。就当时来说，限于国内舆论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还处于理论探讨层面，并未在党和国家的文件中得到公开确认。邓小平的贡献就在于为突破舆论与政治障碍提供了有力支持。正如江泽民后来所说，“很多話，小平同志当时不说，我们这些人是很难说的”，恰是邓小平在南方视察中的讲话“为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10]P336
思想方面，邓小平所思考的新经济体制，是一种市场调节成分比以往更多的体制。他在1989年6月指出，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不动摇，但“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4]P306，即整顿工作不能长时期进行，要在适当时机减少计划调节、增加市场调节。在南方视察中，邓小平所强调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区分“姓资”“姓社”的标准，而是意在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完全可以让市场多一点。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显然与江泽民等人所酝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一致，从而为新经济体制的公开提出作了思想准备。
由此可以断定：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方视察时，始终思考的是如何突破当时的种种舆论与政治障碍，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通过确立一种新的经济体制来推进改革开放。至于这种新的经济体制是什么样，邓小平只有一种模糊的看法，即市场调节的成分应更多些，而没有提出具体的目标模式。在邓小平上述政治与思想两方面的推动下，江泽民与部分经济专家于1991年底所酝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提法最终在1992年6月9日江泽民所作的中央党校报告中正式提出。12日，江泽民在征求邓小平意见时，邓小平表示基本同意。之后又进一步征求党内意见，结果表明党内对此普遍赞同。从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认可，并成为重要的指导方针。7月7日在讨论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时，中央开始要求：“要按新的经济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8]P935由此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报告中得到明确确立已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结语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所思考的事情固然很多，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但总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这条主线并非一成不变，而以时代的需要为转移。改革开放初，面对”文化大革命”后的烂摊子，邓小平首先思考的是如何在各领域消除”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影响。因此，他全面批判”文化大革命”并在吸取”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与经济建设方面。到上世纪80代末90年代初，面对“左”倾回潮以及改革开放停滞甚至倒退的风险，邓小平又着重思考经济体制改革，力求以新的经济体制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用改革开放来发展社会主义。可见，邓小平始终思考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大方向问题，将他称为“继往开来的领路人”是十分恰当的。○
注释：
①从《邓小平文选》第2卷收录的讲话内容看，邓小平在这段时间回避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也极少使用“文化大革命”一词，而是着力批判“四人帮”。因此，“四人帮”一词的使用率较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在讲话中才较多地提及并评价“文化大革命”。
参考文献：
[1][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M].徐锦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2]赵德馨.简论国史分期问题[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1）.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吴松营.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记录人的记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7]刘国光.刘国光文集（第6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8]李鹏.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1989—1995）[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
[9]陈君，洪南.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回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
[10]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彭月才
[关键词] “文化大革命” 苏联解体 南方视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破“旧局”、立“新局”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一直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改革开放的推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都与邓小平的切身推动紧密相关。人们不禁要问，在各种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究竟在思考什么？他的思考又是如何影响历史进程的？
对此，俄罗斯历史学家鲁·格·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的研究中，曾深刻体会到：“具体的历史进程如此丰富多彩，绝非仅限于我所援引的这些历史资料，也不是档案夹和图书馆的图书目录所能容纳的。某一个执政人物或者某些社会人群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情绪和思维，取决于人的世界观和受教育的程度、特点，取决于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值和个人的奢望。总而言之，往往取决文献资料中所没有的那些东西。”[1]P801皮霍亚的这段话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执政人物对历史进程起着关键性作用;二是执政人物的某些决定历史进程的思想，有时并不体现在文献的原文中。但归纳这些思想又不能脱离历史文献，皮霍亚所指“执政人物”的“情绪和思维”“世界观”和“个人的奢望”等影响因素，都在文献的不同方面有所反映。因此，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借助逻辑推理与判断，是能够对邓小平的某些核心思想作出合理解释的。
一、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分期中，1978年是个“界标年份”[2]P18，当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实现这一重大转折固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的历史作用，需要关注两个现象：一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经历了两年的“徘徊时期”;二是同时代的苏联并未重视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经验。那么，是什么原因坚定了邓小平一定要排除阻力并创造性地实行改革开放的信念？综合邓小平的讲话记录可以发现，在1977年复出之后的不同工作场合，邓小平几乎都谈到”文化大革命”对国家各项工作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最初两年中，复出后的邓小平主要参与了军队、外交、科技与教育等方面工作，并尖锐指出了“四人帮”①对上述各项工作的破坏。在军队工作方面，“我们军队的素质确实不如以前了。特别是各级干部的指挥、管理能力弱……要承认这个现实”[3]P61。在对外交流方面，“‘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3]P111。在科技与教育方面，“四人帮”的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3]P86。“‘四人帮’对教育事业的破坏，不仅造成科学文化的教育质量惊人下降，而且严重地损害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3]P105。基于上述认识，邓小平认为“揭批‘四人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
“破”与“立”是邓小平一贯的工作方法，批判“四人帮”意在将人们从”文化大革命”的僵化思维中摆脱出来，用新的思想搞建设。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遗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3]P119这个遗毒不仅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观念在领导干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更主要是针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兴起的“两个凡是”。邓小平公开反对“四人帮”与“两个凡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教条主义认识，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实事求是，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强调“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3]P43。鲜明地批判“四人帮”及其遗毒，并高举“实事求是”与“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两面旗帜，使邓小平赢得了大多数党内同志与社会各界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为结束“徘徊时期”、转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创造了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得到确立，开始全面主持党和国家工作，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也随之扩展到更多领域。例如，在党的纪律方面，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纪律废弛了，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也是党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3]P271在干部隊伍问题上，他指出，大批干部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干部工作遭到严重破坏，造成各级领导人员普遍老化的状况。对于“四人帮”用“坐火箭、坐直升飞机”式的办法提拔干部，邓小平认为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关于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他指出，“文化大革命”中公布的数字有虚假，有重复计算的问题，“知道这一点对我们今天考虑问题有好处”。[3]P197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整体评价，邓小平认为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波折”，“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局性破坏，邓小平认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是被迫进行的。1987年6月，他在会见南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指出，中国自1958年至1978年的二十年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4]P2371988年6月邓小平又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政策也不行。
对于将改革的重点放在发展生产力上，邓小平认为这是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1988年，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点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并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4]P272。邓小平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等论断，就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此类观点的。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手段，邓小平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营管理方法一样，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并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打破了“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为后期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对于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认为鉴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教训，中国不能搞西方多党竞选、三权鼎立的民主。他指出，如果追求西方形式上的民主，只会造成国家混乱的局面，“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会，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4]P284“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3]P252在他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目标，必须在稳定的国内环境下有序进行，与其背道而驰的任何方式都是不能接受的。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复出之后的邓小平一直在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而思想上的反思又转变为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动力。从1977年复出到成为党和国家领导核心，邓小平一直批判“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并致力于消除“文化大革命”影响，实现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也对结束“文化大革命”寄予期望，“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4]P54。如果说当时去解决”文化大革命”问题还属空想，而邓小平复出之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则变成了切实的方针与政策。邓小平曾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看作是“一生最痛苦”的时候，并注重从痛苦以及带来痛苦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认为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正如邓小平所指：“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4]P223“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4]P272
二、邓小平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
1992年，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会议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既是对多年来理论与实践探索的高度创新，也为下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基本方向。从现有资料来看，1991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确定十四大于1992年第四季度举行。但是，十四大要对经济体制改革如何定位，直到1992年6月才基本确定。学界普遍认为，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视察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邓小平并未在南方视察中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那么，他所思考的新经济体制是什么样的？他又是如何推动新经济体制的确立？要回答这些问题，还需结合历史背景作详细分析。
已辞去黨政军所有职务的邓小平，在1992年初去南方视察不是偶然。他在1992年1月20日视察深圳时指出，“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脑筋不够用，固执”，所以老年人要有自觉性，少管事，“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5]P65邓小平所说的要有“自觉性”“少管事”，就是指退下领导岗位后要自觉地减少对党和国家事务的干预。但他接着指出：“我退下来之后，在重要关头，有话还是要讲的。但一般不过问。”[5]P65然而到1993年1月时，邓小平则对自己有了新定位。他在致孙辈的信中指出：“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6]P1358对照邓小平的前后认识可以断定：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在1992年正处于一个“重要关头”，他有责任在这个“重要关头”发表自己的主张，并期望以此影响新一代领导人的决策。
邓小平将南方视察时间定在1992年初是有深刻含义的。从未来看，在十四大召开时间已确定的情况下，邓小平“有话”必须提前讲，才可能对会议决定产生影响。从历史看，一方面中国面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国际局势。邓小平认为中国应从中吸取教训，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也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主线。他在视察中指出：“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5]P63联系到1989年政治风波，邓小平认为中国之所以平息这场风波并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4]P371。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也必须通过改革开放来推动和发展，二者缺一不可。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又面临新的国内环境。国务院为抑制由1988年物价市场化改革失利引发的通货膨胀，开展了治理整顿，工作于1991年底基本结束。经济体制改革又处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下一步的方向并不明确，尤其是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问题仍未取得突破。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实践的推动，人们对市场的认识也逐步深化。从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就反映了这种变化。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虽然存在“左”倾思想的回潮，但人们更多关注的不再是计划与市场要不要、能不能结合，而是如何将二者结合得更好。1991年10月，经济学家刘国光在中央党校的学术报告中曾指出：“目前人们更为关心的是从实质上研究探讨计划与市场到底怎样结合，结合的方式、途径是什么样的？”[7]P421江泽民对此也十分重视，他在1990年9月主持召开的经济工作座谈会上，针对计划与市场还未形成较完整的结合形式，勉励“大家要齐心协力找到一条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具体化的路子”[8]P761;1991年10月至12月间，在同国内经济学家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江泽民反复讲到：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内涵是什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怎么结合？[9]P54面对这一理论与实践难题，理论界又提出“板块结合论”“渗透结合论”“有机结合论”等理论模式，引起了一些争论。总之，在邓小平南方视察之前，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问题始终困扰着理论界及党和国家领导人。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视察中再次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论述，认为计划和市场在本质上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4]P373。多数学者认为这是邓小平的新观点，正是这些新观点解放了人们思想，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该观点与以往相比并无新意。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本质问题，邓小平在1991年2月就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6]P1327江泽民在1991年7月也指出，“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10]P155，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邓小平也早在1985年就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有计划控制”等观点。 尚需指出的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虽重点论述，但未明确指出二者究竟应怎样结合，也未提出中国应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这从邓小平南方视察结束后中央领导人讲话中就可看出。李鹏在1992年3月20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内容，仍强调“促进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邓小平南方视察又是如何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呢？通过对南方视察前后讲话内容的对比分析，可把邓小平所起的历史作用归结为政治推动与思想推动。
政治方面，邓小平将改革开放提到新的政治高度，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创造了政治前提。强调改革开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他在南方视察前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中央同志谈话时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4]P368但与之不同的是，邓小平将改革开放问题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并由此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他在南方视察中两次提到：“谁要改变或动摇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会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谁要动摇，谁就下台”[5]P64-65。可以看出，邓小平对当时改革开放的政治氛围是不满意的。1991年10月至12月间，由江泽民主持的十一次专家座谈会，已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也对这一提法给出了解释，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是市场是有国家宏观调控而不是放任自流，从而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作了理论准备。[9]P102但是，由理论准备到实际确立还存在很多障碍。就当时来说，限于国内舆论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还处于理论探讨层面，并未在党和国家的文件中得到公开确认。邓小平的贡献就在于为突破舆论与政治障碍提供了有力支持。正如江泽民后来所说，“很多話，小平同志当时不说，我们这些人是很难说的”，恰是邓小平在南方视察中的讲话“为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10]P336
思想方面，邓小平所思考的新经济体制，是一种市场调节成分比以往更多的体制。他在1989年6月指出，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不动摇，但“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4]P306，即整顿工作不能长时期进行，要在适当时机减少计划调节、增加市场调节。在南方视察中，邓小平所强调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区分“姓资”“姓社”的标准，而是意在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完全可以让市场多一点。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显然与江泽民等人所酝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一致，从而为新经济体制的公开提出作了思想准备。
由此可以断定：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方视察时，始终思考的是如何突破当时的种种舆论与政治障碍，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通过确立一种新的经济体制来推进改革开放。至于这种新的经济体制是什么样，邓小平只有一种模糊的看法，即市场调节的成分应更多些，而没有提出具体的目标模式。在邓小平上述政治与思想两方面的推动下，江泽民与部分经济专家于1991年底所酝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提法最终在1992年6月9日江泽民所作的中央党校报告中正式提出。12日，江泽民在征求邓小平意见时，邓小平表示基本同意。之后又进一步征求党内意见，结果表明党内对此普遍赞同。从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认可，并成为重要的指导方针。7月7日在讨论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时，中央开始要求：“要按新的经济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8]P935由此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报告中得到明确确立已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结语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所思考的事情固然很多，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但总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这条主线并非一成不变，而以时代的需要为转移。改革开放初，面对”文化大革命”后的烂摊子，邓小平首先思考的是如何在各领域消除”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影响。因此，他全面批判”文化大革命”并在吸取”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与经济建设方面。到上世纪80代末90年代初，面对“左”倾回潮以及改革开放停滞甚至倒退的风险，邓小平又着重思考经济体制改革，力求以新的经济体制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用改革开放来发展社会主义。可见，邓小平始终思考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大方向问题，将他称为“继往开来的领路人”是十分恰当的。○
注释：
①从《邓小平文选》第2卷收录的讲话内容看，邓小平在这段时间回避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也极少使用“文化大革命”一词，而是着力批判“四人帮”。因此，“四人帮”一词的使用率较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在讲话中才较多地提及并评价“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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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