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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15日，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余秋里同志诞辰100周年。余秋里是从赣鄱大地走出的开国中将，他在将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兢兢业业，奋进不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闹革命：
“一把手”威名远扬
余秋里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敦厚镇坪里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10月，为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他参加了当地农民暴动，随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儒林赤卫大队。同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5月，转为中共党员。
余秋里加入红军不久就走上指挥员岗位，1935年4月任红二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政治委员。他先后参加了湘赣苏区反“围剿”，红六军团西征以及创建、保卫湘鄂川黔苏区的斗争。在配合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和湘西龙山围城战斗中，他头部、腿部先后负重伤，凭着坚强的意志，只经过简单的治疗就回到战斗岗位。1935年11月，率部参加长征。1936年3月，在乌蒙山区回旋作战中，他和团长成本兴奉贺龙总指挥命令，率部火速抵达章坝，截击国民党军万耀煌纵队。在激烈战斗中，他的左臂两次中弹，骨茬和两根筋露在皮外，简单包扎后又继续指挥，直至战斗胜利。由于长征途中战斗频繁，又没有医疗器械，他的伤臂得不到治疗，连说话吃饭伤口都钻心地疼痛。痛得厉害时，他就把伤臂伸到凉水中泡一泡，行军时就往伤口上浇凉水和敷湿毛巾。过雪山、草地时，同志们要抬他，他始终坚持自己走。一路上还及时组织开展政治工作，鼓励大家团结一致，战胜困难。他拖着一只腐烂发黑的左臂万里征战，熬过了192个日夜，直到甘南战役后才用缴获的手术器械锯掉。
1938年12月，贺龙、关向应率八路军一二○师挺进冀中，余秋里等奉命组建独立第三支队，贺炳炎任司令员，他任政治委员。第三支队迅速开赴大清河北，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2月首战板家窝，歼灭日军80余人，继又连续出击，到6月共歼灭日军400多人。在作战的同时，第三支队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动员青年参军，收编游杂武装，在日军腹地迅速打开局面，部队很快发展到5000余人。贺龙曾感叹地说：贺炳炎和余秋里两人都只有一只胳膊，刚来冀中时没有几个人，可是他们东一搞，西一搞，就搞出了一支队伍。这个队伍打得很硬嘛！敌人一听见“一把手”的部队，离老远就吓得溜掉了。在后来的反“扫荡”斗争和百团大战中，这支部队又屡建战功，成为远近闻名的一支劲旅。1940年11月，余秋里主动要求将第三支队缩编为第三五八旅第八团，将多余人员补充到兄弟部队。1941年春，为了打击敌人，壮大自己，余秋里率第八团去宁武一带开辟新区。他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积极寻找战机，主动打击敌人，很快在敌伪猖獗、群众情绪低落、伪政权和情报网密布的地方建立起根据地，并扩大到宁武、静乐、崞县交界地区。第八团在余秋里指挥下，粉碎了敌人的连续“扫荡”和“蚕食”，不仅没有减员，反而成长为能攻善战、敢打硬仗的主力团。
1943年5月，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集结兵力，妄图进攻延安。第三五八旅奉命回师陕北，守卫延安南大门。在驻防的同时，开展了大生产和大练兵运动。余秋里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注意发现先进典型，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在大生产和大练兵中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在大练兵中，他提倡能者为师，选拔战士中的射击能手、投弹能手、刺杀能手担任教员，开展了“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互教互学”的群众性练兵活动，极大地提高了训练质量。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一练兵方法，指出：“陕甘宁边区部队打破陈规，采用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方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
1947年冬季，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全军陆续展开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11月下旬，时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三五八旅政委的余秋里遵照西北野战军关于冬季整训的指示，对部队的政治思想状况作了详细调查。他在旅党委会上提出，目前部队中解放战士已占大多数，这次整训应以提高解放战士觉悟为重点，方法是从开展新旧军队对比的教育入手，解决少数同志阶级觉悟不高、斗志减退的问题。会后，他到第七一四团抓教育先行，先后总结推广了该团培养解放战士诉苦典型，带动全体解放战士主动诉旧社会的苦，诉旧军队的苦，从根本上改变立场的经验，以及其他团队的对比算账和诉查结合的经验，使全旅官兵特别是解放战士认清了剥削的实质，激发了革命斗志，把阶级觉悟转化成战斗力。西北野战军表扬了第三五八旅的做法和余秋里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并向各部队介绍了他们的经验。1948年1月，毛泽东详细听取了余秋里的汇报，充分肯定了他们的这一创造性做法和新鲜经验。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发展石油工业：
革命加拼命
1957年，国民经济各部门绝大多数都提前或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唯有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的石油工业没有完成计划。1958年初，周恩来总理请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推荐一名高级将领出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彭德怀推荐了时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的余秋里。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余秋里为石油工业部部长。
余秋里上任后，遵照毛主席关于“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石油勘探战略重点东移”的工作方针，经部党组讨论确定，对石油工业的战略部署做出重大调整：在稳定巩固西部油气区的同时，把松辽、苏北等地区放在新区石油勘探战略侦察的第一位，并决定成立松辽石油工业勘探局，下决心从全国各个石油单位抽调精兵强将，与地质部勘察队伍协同作战，加强对东北松辽盆地的石油勘探。 1959年9月26日，松辽盆地第三口标准井喷出了棕褐色的原油。经过进一步勘探，证实这里是一个大油田。这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一些建设工程已开始下马。如果向国家申请增加投资，显然没有可能。面对这种情况，余秋里以非凡的胆略和气魄，果断地提出集中全国石油系统的人力、物力，组织开展大庆石油大会战。并强调指出，改变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在此一举，必须下定决心，背水一战，全力以赴，尽快拿下这个大油田。1960年2月，党中央批准石油工业部党组关于组织大庆石油会战的报告，余秋里兼任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工委书记，与会战领导小组组长康世恩等同志一起，亲临前线指挥，并组织石油部机关一半以上司局领导和专业技术干部奔赴一线参加会战。
1960年4月，一场声势浩大的石油大会战在松辽盆地广阔的大草原上拉开帷幕。这场大会战是在困难的时期、困难的地区、困难的条件下展开的。面对重重困难和错综复杂的矛盾，余秋里主持会战领导机关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号召从领导干部到全体职工都来学习“两论”，并且自己带头反复、深入地学习。他用抓主要矛盾的观点，引导各级干部和广大职工认识到“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才是最大的困难”;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引导各级干部和广大职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实践，大胆探索，并明确提出“石油工作者的岗位在地下，斗争对象是油层”，要求大家取全取准油田第一手资料，掌握地下客观规律，反对盲目蛮干，不搞粗估冒算，坚持把高度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他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团结和依靠广大科技人员和职工，大力组织开展科研攻关，解决了油田勘探开发和油气集输方面的许多技术问题。他在当时物资匮乏、生活极端困难的艰苦条件下，组织会战职工及家属自己动手，开荒种地，大搞农副业生产，并带头拉犁耕地，为职工做出表率;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盖“干打垒”，基本解决了会战职工的吃饭和住宿、过冬问题，稳定了队伍，稳定了人心。大庆会战过程中创造的一些先进经验和培育的创业精神、优良作风，在全国各行各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63年，大庆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余秋里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渤海湾地区，开辟石油工业的第二战场。1964年1月，经党中央批准，石油部组织了华北石油勘探会战。随着勘探范围和成果的不断扩大，先后发现并建成了胜利、大港、辽河、任丘、中原等一批油田。
在大庆油田投入大规模开发、原油产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加快发展中国的炼油工业随之提上了日程。在余秋里主持下，石油工业部制定了石油产品“三年基本过关，五年立足国内”，集中力量建设和发展我国炼油工业的方案。首先突破了大庆原油加工关，以后又掌握了胜利原油的加工方案，在60年代相继扩建了一批先进的大型炼油装置，组建了炼油科研设计机构，研制和发展了延迟焦化、催化裂化、铂重整等5项新的炼油工艺技术和催化剂，研制生产出氟油、硅油、脂类油等系列产品，使国内急需的各种民用、军用油品以及“两弹一机”配套油料都能基本上立足国内生产。
1964年，我国原油产量和加工能力双双突破1000万吨，全年实际加工量814.9万吨，四大类石油产品产量437万吨，自给率达到88.3%。是年12月，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了。”
抓经济工作：
负责“小计委”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
1964年9月21日，毛主席和李富春副总理谈话时说：“我认为大庆油田是有中心思想、有论证的。余秋里把全国的力量集合起来打歼灭战。他是违背计划来办事的。他们是一无公路，二无粮食，三无房子，能够打歼灭战。”12月底，在毛主席的提议下，余秋里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
1965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由余秋里等同志组成的小计委，其主要任务是摆脱计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专心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方针和任务，研究战略问题。毛主席还特别交待：小计委由周总理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其后，在余秋里的主持下，小计委成功编制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并获得是年9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赞同。该计划关于方针任务的提法是：“第三个五年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充分发挥一、二线的生产潜力;积极地、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28年以后，薄一波在评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说：“应该说，在毛主席直接过问下制定的‘三五’计划，的确是一个有骨有肉的好计划。”
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9月，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决定由余秋里和谷牧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抓经济工作。在十年动乱中，余秋里坚持原则，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遭受严重迫害、处境险恶的情况下，他不顾个人安危，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忍辱负重，日夜操劳，协助周恩来总理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使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能够继续运转。1972年，周总理决定利用当时的国际有利时机，从国外引进一批先进的技术设备。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余秋里主持并会同有关部门的同志反复研究论证，编制了一个引进技术设备的方案，共用外汇43亿美元。引进的设备有：13套大化肥设备，4套大乙烯和大化纤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以及武钢的1.7米轧机等。这个方案于1973年1月上报国务院，很快经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审查同意，并经毛主席批准。这些技术设备的引进，增强了我国的基础工业，提高了现代化水平，增添了新的工业门类，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1975年1月，余秋里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他坚决支持邓小平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整顿，在工作中坚决落实有关整顿经济的各项指示。 粉碎“四人帮”后，余秋里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他多次提出，要一年当两年用，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为使已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恢复正常秩序，1977年1月20日，他在全国计划会议准备工作座谈会上提出，1977发展国民经济要抓住8个重点：一是尽最大努力把农业搞上去;二是要把轻工业搞上去，保证人民必需的基本生活资料的供应;三是尽快把铁路搞畅通，各地方、各部门、各厂矿都要抓好货物的装卸、疏运工作;四是加快燃料动力工业的发展，燃料是工业的粮食，把这个环节抓好了，全局就活了;五是加快钢铁、石油化工等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六是搞好国防工业，军工企业在完成战备生产任务的前提下，要积极安排民用品生产;七是集中力量打好基本建设的歼灭战;八是要狠抓增产节约。
1978年12月以后，余秋里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伟大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去。为了改变我国工业的落后状况，加快经济的发展，他主持引进了宝山钢铁总厂全套设备和一批大型合成氨、大化纤等成套设备。实践证明，引进这些技术设备，对壮大我国经济力量，提高现代化水平，缩短我国主要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80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余秋里任主任。他按照中央的部署，主持编制《能源工业长远发展规划》，提出“实行能源的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要把节能放在优先地位”的方针，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他主持制定了节约能源的一些重要措施，对克服能源浪费、缓和能源紧张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积极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多次深入煤矿、油田、电站进行调查研究，为稳定和增加石油、煤炭、电力的产量，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赞扬。
重返军队：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推进干部“四化”建设
1982年9月，余秋里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不久又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副秘书长。他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卓有成效地研究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特别是政治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
余秋里到总政治部工作不久，各总部就到保定驻军调查研究。某师领导汇报了该师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军民关系比较紧张的问题，抽调干部战士到附近农村助民劳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法制知识，与地方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密切了军民关系，也使农村精神面貌出现了十大变化，群众把生产责任制和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看成是“两件宝”。他在亲自考察了两个文明村后感到，这一做法是落实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针的一个伟大创造。回到北京后，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这一情况。中央领导同志听后很高兴，说十二大后，党中央一直在寻找一种像生产责任制那样起作用的形式，把建设精神文明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军民共建精神文明解决了这个问题。1983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了保定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经验。此后，这项活动在全国由点到面，由乡村到城镇，由内地到边疆海岛，广泛开展起来。 余秋里常对总政机关的同志说，多年来军队建设遗留下不少问题，而新的形势和任务又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我们必须抓紧时机办事，不能再犹豫徘徊，拖延时间，否则就会耽误军队建设大事。1982年11月，他在一份材料上看到一些部队开展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情况，便敏锐地意识到，这是落实邓小平关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要求的好方法。他立即把最早开展这项活动的南京军区某军和成都军区某团的负责人请到北京，听取他们的汇报。接着，他在浙江金华主持召开全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经验交流会。他在讲话中指出：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符合历史的潮流，符合军队建设的方向，也符合广大干部战士、人民群众的愿望。各级党委和机关要切实抓好这件利国利军利民的大好事。以后他又多次到部队调查研究，适时总结新鲜经验，提出指导意见，保证了培养两用人才工作的健康发展。
余秋里善于统观全局，抓住带有战略性的问题，下决心排除各种障碍，果断而又稳妥地加以解决，努力在关键环节上有所突破。他到总政治部以后，看到部队干部队伍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年龄偏大，二是文化程度偏低。他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新时期干部工作总的方针，是军队建设的一个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只有建设一支‘四化’干部队伍，才能保证部队各项工作开创新的局面”，“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魄力，加快步伐解决新老干部交替的问题”。他提出要在革命化的前提下，加速实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把一些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上来。在他的主持下，总政治部研究提出了符合“四化”方针及合同作战要求的领导班子调整配备方案。中央军委批准了总政治部的方案，于1983年和1985年先后对军和大军区级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使两级班子平均年龄大幅度下降，文化程度和专业知识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此后，在广泛调查论证的基础上，他又组织起草《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军官军衔条例》《文职干部暂行条例》，不断完善有关政策制度，使干部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为适应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的新形势，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要求军队做出相应部署。余秋里在总政治部党委会上说，我军政治工作是随着党的事业和军队建设的发展而发展的，现在我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需要有一个新的决定。这个决定既要坚持继承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又要体现改革创新精神;既要着眼于分析和解决部队当前的问题，又要着力总结出一些基本的、带规律性的东西，力求对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有长远的指导作用。经中央军委批准，他主持起草关于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先后召开100多次座谈会，7000多人参加了讨论。1986年12月11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决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科学地阐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对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方针政策和基本方法，作了正确的阐述和规定。1987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将《决定》批转全党。《决定》的颁布执行，对改进和加强全军的政治工作，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风范长存
1987年10月19日，余秋里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信中说：我已年满73岁，历史上多次负伤，近几年来又做过几次大的手术，体力、精力已明显下降。衷心恳求中央不再提名我为十三届中委候选人，同时恳请辞去军队中的职务。
在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余秋里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常务委员。
余秋里退居二线以后，仍时刻关心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一次他生病住院，大庆油田的干部来看他，在病床上他还让来人汇报生产、生活和政治思想工作情况。1988年8月，他到大庆视察，深入了解生产、生活情况，亲切会见大庆会战时期的劳动模范，到科研机关看望科学技术人员，到油井、工厂、农副生产基地看望第一线工人。
余秋里非常关心老区的建设。他积极建议、支持修建南昌至吉安的铁路。1992年12月30日，他在深圳约见江西省和吉安市驻深圳办事处的负责人，建议江西省有关领导有组织地安排农村多余劳动力到深圳、珠海打工，不仅可以挣钱，还可以学到技术和管理经验，将来回乡可以兴办各种事业，促进经济发展。1993年1月10日，余秋里到广东省海丰县视察。他对县委、县政府的同志说：老区人民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不把老区的经济搞上去，不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就对不起老区人民。他一再叮嘱：不要加重农民的负担，要让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
1993年，余秋里在江西省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第一次会议期间，他在江西省代表团会议上发言，建议：江西省要把农业放在首位，要搞深加工，要按照市场的要求，发展优质高产农业;要用最大的决心抓基础建设，路、电、水、通讯搞好了，外国人就会来投资;要发展乡镇企业，从政策和资金方面扶持效益好的企业，形成自己的拳头产品;要联系人民群众，对下面反映的问题，要研究一些办法加以解决，老百姓得罪不得。
余秋里非常关心党风建设。1991年11月27日，他在十三届八中全会小组会上发言指出：大吃大喝已不仅是一个作风问题，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它影响党的威信，影响经济发展，腐蚀党的干部，增加人民负担，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发展下去，后果是严重的，建议中央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办法是：1.在全党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2.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自己不吃请，也不请别人;3.发现用公款大吃大喝要严肃处理，不搞下不为例。
余秋里多次到深圳、珠海和珠江三角洲进行调查研究，他积极支持特区建设，建议：要积极吸引外资，多办一些外向型企业;要注意搞拳头产品，打进国际市场;要加强科学研究，搞技术储备，要随着市场的变化，不断推出新产品;企业里的奖金、福利不要搞得太高，不能只搞物质奖励，精神奖励也要提倡。
有人曾问余秋里：你最大的乐趣是什么？他回答：工作。你业余时间喜欢参加哪些活动？他回答：工作。他说：“我的生活就是工作，业余生活也是工作。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了。”他还常说：“干工作就是要干，干就要干好，干不好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这朴素的话语，正是他将近70年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
余秋里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追求真理、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将永载史册。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将永远受到人民群众赞誉。○
（作者系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处长）
责任编辑 吴自锋
闹革命：
“一把手”威名远扬
余秋里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敦厚镇坪里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10月，为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他参加了当地农民暴动，随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儒林赤卫大队。同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5月，转为中共党员。
余秋里加入红军不久就走上指挥员岗位，1935年4月任红二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政治委员。他先后参加了湘赣苏区反“围剿”，红六军团西征以及创建、保卫湘鄂川黔苏区的斗争。在配合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和湘西龙山围城战斗中，他头部、腿部先后负重伤，凭着坚强的意志，只经过简单的治疗就回到战斗岗位。1935年11月，率部参加长征。1936年3月，在乌蒙山区回旋作战中，他和团长成本兴奉贺龙总指挥命令，率部火速抵达章坝，截击国民党军万耀煌纵队。在激烈战斗中，他的左臂两次中弹，骨茬和两根筋露在皮外，简单包扎后又继续指挥，直至战斗胜利。由于长征途中战斗频繁，又没有医疗器械，他的伤臂得不到治疗，连说话吃饭伤口都钻心地疼痛。痛得厉害时，他就把伤臂伸到凉水中泡一泡，行军时就往伤口上浇凉水和敷湿毛巾。过雪山、草地时，同志们要抬他，他始终坚持自己走。一路上还及时组织开展政治工作，鼓励大家团结一致，战胜困难。他拖着一只腐烂发黑的左臂万里征战，熬过了192个日夜，直到甘南战役后才用缴获的手术器械锯掉。
1938年12月，贺龙、关向应率八路军一二○师挺进冀中，余秋里等奉命组建独立第三支队，贺炳炎任司令员，他任政治委员。第三支队迅速开赴大清河北，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2月首战板家窝，歼灭日军80余人，继又连续出击，到6月共歼灭日军400多人。在作战的同时，第三支队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动员青年参军，收编游杂武装，在日军腹地迅速打开局面，部队很快发展到5000余人。贺龙曾感叹地说：贺炳炎和余秋里两人都只有一只胳膊，刚来冀中时没有几个人，可是他们东一搞，西一搞，就搞出了一支队伍。这个队伍打得很硬嘛！敌人一听见“一把手”的部队，离老远就吓得溜掉了。在后来的反“扫荡”斗争和百团大战中，这支部队又屡建战功，成为远近闻名的一支劲旅。1940年11月，余秋里主动要求将第三支队缩编为第三五八旅第八团，将多余人员补充到兄弟部队。1941年春，为了打击敌人，壮大自己，余秋里率第八团去宁武一带开辟新区。他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积极寻找战机，主动打击敌人，很快在敌伪猖獗、群众情绪低落、伪政权和情报网密布的地方建立起根据地，并扩大到宁武、静乐、崞县交界地区。第八团在余秋里指挥下，粉碎了敌人的连续“扫荡”和“蚕食”，不仅没有减员，反而成长为能攻善战、敢打硬仗的主力团。
1943年5月，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集结兵力，妄图进攻延安。第三五八旅奉命回师陕北，守卫延安南大门。在驻防的同时，开展了大生产和大练兵运动。余秋里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注意发现先进典型，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在大生产和大练兵中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在大练兵中，他提倡能者为师，选拔战士中的射击能手、投弹能手、刺杀能手担任教员，开展了“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互教互学”的群众性练兵活动，极大地提高了训练质量。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一练兵方法，指出：“陕甘宁边区部队打破陈规，采用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方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
1947年冬季，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全军陆续展开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11月下旬，时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三五八旅政委的余秋里遵照西北野战军关于冬季整训的指示，对部队的政治思想状况作了详细调查。他在旅党委会上提出，目前部队中解放战士已占大多数，这次整训应以提高解放战士觉悟为重点，方法是从开展新旧军队对比的教育入手，解决少数同志阶级觉悟不高、斗志减退的问题。会后，他到第七一四团抓教育先行，先后总结推广了该团培养解放战士诉苦典型，带动全体解放战士主动诉旧社会的苦，诉旧军队的苦，从根本上改变立场的经验，以及其他团队的对比算账和诉查结合的经验，使全旅官兵特别是解放战士认清了剥削的实质，激发了革命斗志，把阶级觉悟转化成战斗力。西北野战军表扬了第三五八旅的做法和余秋里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并向各部队介绍了他们的经验。1948年1月，毛泽东详细听取了余秋里的汇报，充分肯定了他们的这一创造性做法和新鲜经验。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发展石油工业：
革命加拼命
1957年，国民经济各部门绝大多数都提前或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唯有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的石油工业没有完成计划。1958年初，周恩来总理请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推荐一名高级将领出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彭德怀推荐了时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的余秋里。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余秋里为石油工业部部长。
余秋里上任后，遵照毛主席关于“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石油勘探战略重点东移”的工作方针，经部党组讨论确定，对石油工业的战略部署做出重大调整：在稳定巩固西部油气区的同时，把松辽、苏北等地区放在新区石油勘探战略侦察的第一位，并决定成立松辽石油工业勘探局，下决心从全国各个石油单位抽调精兵强将，与地质部勘察队伍协同作战，加强对东北松辽盆地的石油勘探。 1959年9月26日，松辽盆地第三口标准井喷出了棕褐色的原油。经过进一步勘探，证实这里是一个大油田。这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一些建设工程已开始下马。如果向国家申请增加投资，显然没有可能。面对这种情况，余秋里以非凡的胆略和气魄，果断地提出集中全国石油系统的人力、物力，组织开展大庆石油大会战。并强调指出，改变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在此一举，必须下定决心，背水一战，全力以赴，尽快拿下这个大油田。1960年2月，党中央批准石油工业部党组关于组织大庆石油会战的报告，余秋里兼任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工委书记，与会战领导小组组长康世恩等同志一起，亲临前线指挥，并组织石油部机关一半以上司局领导和专业技术干部奔赴一线参加会战。
1960年4月，一场声势浩大的石油大会战在松辽盆地广阔的大草原上拉开帷幕。这场大会战是在困难的时期、困难的地区、困难的条件下展开的。面对重重困难和错综复杂的矛盾，余秋里主持会战领导机关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号召从领导干部到全体职工都来学习“两论”，并且自己带头反复、深入地学习。他用抓主要矛盾的观点，引导各级干部和广大职工认识到“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才是最大的困难”;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引导各级干部和广大职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实践，大胆探索，并明确提出“石油工作者的岗位在地下，斗争对象是油层”，要求大家取全取准油田第一手资料，掌握地下客观规律，反对盲目蛮干，不搞粗估冒算，坚持把高度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他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团结和依靠广大科技人员和职工，大力组织开展科研攻关，解决了油田勘探开发和油气集输方面的许多技术问题。他在当时物资匮乏、生活极端困难的艰苦条件下，组织会战职工及家属自己动手，开荒种地，大搞农副业生产，并带头拉犁耕地，为职工做出表率;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盖“干打垒”，基本解决了会战职工的吃饭和住宿、过冬问题，稳定了队伍，稳定了人心。大庆会战过程中创造的一些先进经验和培育的创业精神、优良作风，在全国各行各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63年，大庆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余秋里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渤海湾地区，开辟石油工业的第二战场。1964年1月，经党中央批准，石油部组织了华北石油勘探会战。随着勘探范围和成果的不断扩大，先后发现并建成了胜利、大港、辽河、任丘、中原等一批油田。
在大庆油田投入大规模开发、原油产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加快发展中国的炼油工业随之提上了日程。在余秋里主持下，石油工业部制定了石油产品“三年基本过关，五年立足国内”，集中力量建设和发展我国炼油工业的方案。首先突破了大庆原油加工关，以后又掌握了胜利原油的加工方案，在60年代相继扩建了一批先进的大型炼油装置，组建了炼油科研设计机构，研制和发展了延迟焦化、催化裂化、铂重整等5项新的炼油工艺技术和催化剂，研制生产出氟油、硅油、脂类油等系列产品，使国内急需的各种民用、军用油品以及“两弹一机”配套油料都能基本上立足国内生产。
1964年，我国原油产量和加工能力双双突破1000万吨，全年实际加工量814.9万吨，四大类石油产品产量437万吨，自给率达到88.3%。是年12月，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了。”
抓经济工作：
负责“小计委”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
1964年9月21日，毛主席和李富春副总理谈话时说：“我认为大庆油田是有中心思想、有论证的。余秋里把全国的力量集合起来打歼灭战。他是违背计划来办事的。他们是一无公路，二无粮食，三无房子，能够打歼灭战。”12月底，在毛主席的提议下，余秋里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
1965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由余秋里等同志组成的小计委，其主要任务是摆脱计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专心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方针和任务，研究战略问题。毛主席还特别交待：小计委由周总理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其后，在余秋里的主持下，小计委成功编制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并获得是年9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赞同。该计划关于方针任务的提法是：“第三个五年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充分发挥一、二线的生产潜力;积极地、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28年以后，薄一波在评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说：“应该说，在毛主席直接过问下制定的‘三五’计划，的确是一个有骨有肉的好计划。”
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9月，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决定由余秋里和谷牧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抓经济工作。在十年动乱中，余秋里坚持原则，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遭受严重迫害、处境险恶的情况下，他不顾个人安危，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忍辱负重，日夜操劳，协助周恩来总理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使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能够继续运转。1972年，周总理决定利用当时的国际有利时机，从国外引进一批先进的技术设备。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余秋里主持并会同有关部门的同志反复研究论证，编制了一个引进技术设备的方案，共用外汇43亿美元。引进的设备有：13套大化肥设备，4套大乙烯和大化纤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以及武钢的1.7米轧机等。这个方案于1973年1月上报国务院，很快经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审查同意，并经毛主席批准。这些技术设备的引进，增强了我国的基础工业，提高了现代化水平，增添了新的工业门类，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1975年1月，余秋里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他坚决支持邓小平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整顿，在工作中坚决落实有关整顿经济的各项指示。 粉碎“四人帮”后，余秋里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他多次提出，要一年当两年用，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为使已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恢复正常秩序，1977年1月20日，他在全国计划会议准备工作座谈会上提出，1977发展国民经济要抓住8个重点：一是尽最大努力把农业搞上去;二是要把轻工业搞上去，保证人民必需的基本生活资料的供应;三是尽快把铁路搞畅通，各地方、各部门、各厂矿都要抓好货物的装卸、疏运工作;四是加快燃料动力工业的发展，燃料是工业的粮食，把这个环节抓好了，全局就活了;五是加快钢铁、石油化工等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六是搞好国防工业，军工企业在完成战备生产任务的前提下，要积极安排民用品生产;七是集中力量打好基本建设的歼灭战;八是要狠抓增产节约。
1978年12月以后，余秋里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伟大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去。为了改变我国工业的落后状况，加快经济的发展，他主持引进了宝山钢铁总厂全套设备和一批大型合成氨、大化纤等成套设备。实践证明，引进这些技术设备，对壮大我国经济力量，提高现代化水平，缩短我国主要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80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余秋里任主任。他按照中央的部署，主持编制《能源工业长远发展规划》，提出“实行能源的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要把节能放在优先地位”的方针，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他主持制定了节约能源的一些重要措施，对克服能源浪费、缓和能源紧张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积极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多次深入煤矿、油田、电站进行调查研究，为稳定和增加石油、煤炭、电力的产量，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赞扬。
重返军队：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推进干部“四化”建设
1982年9月，余秋里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不久又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副秘书长。他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卓有成效地研究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特别是政治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
余秋里到总政治部工作不久，各总部就到保定驻军调查研究。某师领导汇报了该师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军民关系比较紧张的问题，抽调干部战士到附近农村助民劳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法制知识，与地方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密切了军民关系，也使农村精神面貌出现了十大变化，群众把生产责任制和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看成是“两件宝”。他在亲自考察了两个文明村后感到，这一做法是落实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针的一个伟大创造。回到北京后，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这一情况。中央领导同志听后很高兴，说十二大后，党中央一直在寻找一种像生产责任制那样起作用的形式，把建设精神文明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军民共建精神文明解决了这个问题。1983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了保定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经验。此后，这项活动在全国由点到面，由乡村到城镇，由内地到边疆海岛，广泛开展起来。 余秋里常对总政机关的同志说，多年来军队建设遗留下不少问题，而新的形势和任务又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我们必须抓紧时机办事，不能再犹豫徘徊，拖延时间，否则就会耽误军队建设大事。1982年11月，他在一份材料上看到一些部队开展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情况，便敏锐地意识到，这是落实邓小平关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要求的好方法。他立即把最早开展这项活动的南京军区某军和成都军区某团的负责人请到北京，听取他们的汇报。接着，他在浙江金华主持召开全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经验交流会。他在讲话中指出：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符合历史的潮流，符合军队建设的方向，也符合广大干部战士、人民群众的愿望。各级党委和机关要切实抓好这件利国利军利民的大好事。以后他又多次到部队调查研究，适时总结新鲜经验，提出指导意见，保证了培养两用人才工作的健康发展。
余秋里善于统观全局，抓住带有战略性的问题，下决心排除各种障碍，果断而又稳妥地加以解决，努力在关键环节上有所突破。他到总政治部以后，看到部队干部队伍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年龄偏大，二是文化程度偏低。他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新时期干部工作总的方针，是军队建设的一个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只有建设一支‘四化’干部队伍，才能保证部队各项工作开创新的局面”，“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魄力，加快步伐解决新老干部交替的问题”。他提出要在革命化的前提下，加速实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把一些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上来。在他的主持下，总政治部研究提出了符合“四化”方针及合同作战要求的领导班子调整配备方案。中央军委批准了总政治部的方案，于1983年和1985年先后对军和大军区级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使两级班子平均年龄大幅度下降，文化程度和专业知识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此后，在广泛调查论证的基础上，他又组织起草《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军官军衔条例》《文职干部暂行条例》，不断完善有关政策制度，使干部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为适应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的新形势，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要求军队做出相应部署。余秋里在总政治部党委会上说，我军政治工作是随着党的事业和军队建设的发展而发展的，现在我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需要有一个新的决定。这个决定既要坚持继承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又要体现改革创新精神;既要着眼于分析和解决部队当前的问题，又要着力总结出一些基本的、带规律性的东西，力求对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有长远的指导作用。经中央军委批准，他主持起草关于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先后召开100多次座谈会，7000多人参加了讨论。1986年12月11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决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科学地阐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对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方针政策和基本方法，作了正确的阐述和规定。1987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将《决定》批转全党。《决定》的颁布执行，对改进和加强全军的政治工作，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风范长存
1987年10月19日，余秋里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信中说：我已年满73岁，历史上多次负伤，近几年来又做过几次大的手术，体力、精力已明显下降。衷心恳求中央不再提名我为十三届中委候选人，同时恳请辞去军队中的职务。
在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余秋里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常务委员。
余秋里退居二线以后，仍时刻关心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一次他生病住院，大庆油田的干部来看他，在病床上他还让来人汇报生产、生活和政治思想工作情况。1988年8月，他到大庆视察，深入了解生产、生活情况，亲切会见大庆会战时期的劳动模范，到科研机关看望科学技术人员，到油井、工厂、农副生产基地看望第一线工人。
余秋里非常关心老区的建设。他积极建议、支持修建南昌至吉安的铁路。1992年12月30日，他在深圳约见江西省和吉安市驻深圳办事处的负责人，建议江西省有关领导有组织地安排农村多余劳动力到深圳、珠海打工，不仅可以挣钱，还可以学到技术和管理经验，将来回乡可以兴办各种事业，促进经济发展。1993年1月10日，余秋里到广东省海丰县视察。他对县委、县政府的同志说：老区人民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不把老区的经济搞上去，不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就对不起老区人民。他一再叮嘱：不要加重农民的负担，要让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
1993年，余秋里在江西省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第一次会议期间，他在江西省代表团会议上发言，建议：江西省要把农业放在首位，要搞深加工，要按照市场的要求，发展优质高产农业;要用最大的决心抓基础建设，路、电、水、通讯搞好了，外国人就会来投资;要发展乡镇企业，从政策和资金方面扶持效益好的企业，形成自己的拳头产品;要联系人民群众，对下面反映的问题，要研究一些办法加以解决，老百姓得罪不得。
余秋里非常关心党风建设。1991年11月27日，他在十三届八中全会小组会上发言指出：大吃大喝已不仅是一个作风问题，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它影响党的威信，影响经济发展，腐蚀党的干部，增加人民负担，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发展下去，后果是严重的，建议中央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办法是：1.在全党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2.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自己不吃请，也不请别人;3.发现用公款大吃大喝要严肃处理，不搞下不为例。
余秋里多次到深圳、珠海和珠江三角洲进行调查研究，他积极支持特区建设，建议：要积极吸引外资，多办一些外向型企业;要注意搞拳头产品，打进国际市场;要加强科学研究，搞技术储备，要随着市场的变化，不断推出新产品;企业里的奖金、福利不要搞得太高，不能只搞物质奖励，精神奖励也要提倡。
有人曾问余秋里：你最大的乐趣是什么？他回答：工作。你业余时间喜欢参加哪些活动？他回答：工作。他说：“我的生活就是工作，业余生活也是工作。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了。”他还常说：“干工作就是要干，干就要干好，干不好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这朴素的话语，正是他将近70年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
余秋里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追求真理、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将永载史册。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将永远受到人民群众赞誉。○
（作者系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处长）
责任编辑 吴自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