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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从冠名之争中，启动大学理事会决策机制建立，当是教育的进步。我们所担忧的是，每一次舆论围观之后，旧有的机制完好无损，生长同样问题的土壤还是那么肥沃。
一个“真维斯楼”冠名，让刚刚过完百年校庆的清华大学陷入舆论的漩涡之中。清华大学校领导可能还没搞明白，为何此前已有企业冠名学校教学楼的先例，这次却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此事目前似乎已有定论。教育部发言人代表教育部表态，称冠名一事符合规定，并且欢迎和感谢捐资助学，但同时建议学校在冠名前广泛征求师生意见。而清华大学新闻中心也表示，以后将不再安装铭牌——据称，这个仅仅悬挂了几天的真维斯集团简介铭牌，被人用油漆涂抹而被迫摘掉——但“真维斯楼”几个字则不会摘掉。
看来，清华大学还是没有听教育部的“建议”——为何不重启讨论、听证程序，听取师生对这一冠名的意见，然后得到一个大家认同的方案？
在国外大学，捐赠人或企业冠名大学学院、楼宇，也被争议，但是这一争议是发生在冠名之前，而非冠名之后，教师和学生看到与自己朝夕相处的教学楼“一夜之间”就被冠上某人名或某企业名，这在国外大学闻所未闻。不少舆论纠缠在该不该冠名、该冠哪些企业名上，而其实，这些问题，是应该在大学冠名前就广泛讨论的事。令人惊奇的是，清华此前已经冠了多个企业名，可大家似乎都泰然接受了，师生主动放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更别提决策权，而这次引起讨论，可能是因为“真维斯”这一冠名在感情上受不了，但大家讨论的重点依旧是该不该冠“真维斯”这个名，而不是质疑学校没有公开、透明的程序。
从学校自主办学角度看，社会舆论指责具体办学事项，确实不妥，但大学的做法有的也确实离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大学没有合理的内外部治理机制。
在发达国家的大学中，普遍有由政府官员、立法机构成员、校领导、校友代表、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和社会贤达人士组成的理事会（董事会）负责学校重大战略决策，像冠名这类事项，负责决策的就是理事会（董事会），由于这一机构的成员代表广泛，且校友代表和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等都由选举产生，因此，各种利益在校董会决策中就充分博弈，制订的方案，也就综合考虑了学校的声誉、筹资、教师和学生对此的反应等各种因素。
可就是如此，在重大战略决策时，也不是校董会单方面说了算，而需要将方案提交教授会和学生自治委员会讨论，听取师生的意见。国外大学冠捐赠人名或企业名遭遇反对，都在这个阶段，比如牛津大学SAID商学院冠名，就遭到多位教授的反对。但最终，权衡各种因素后，该校还是决定接受捐赠，并冠名。
我国大学没有理事会（董事会）这样的决策机构，校内也无独立的教授会、学生会组织（学生会本应是学生自治组织，主席由学生们选举，但现在的学生会干部大多是学校任命），因此，大学的决策，往往由党委会或校长办公会作出，而再考虑到一把手对决策的重大影响，很多决策就是个别领导拍板。这样的决策，其科学性和合理性都值得怀疑，想不引起争议都难。
就冠名这类事务而言，如果每所学校有合理的决策机制，只要师生认可，完全有个性的冠名原则，不必由A校冠某企业名，就推论B校也可冠名。这样的决策机制，体现的是学校的自主性，也是大学形成特色的基础。同样，像大学校长的遴选，在国外大学，大多由对理事会（董事会）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按照本校的标准公开遴选，这就使得校长的遴选符合学校的办学要求，而不像国内大学，居然校长可在各大学间轮换，认为当好A大学的校长，必定能当好B校校长。大学的个性和特色，也就被这种整齐划一的做法消灭。
自主办学权，一直是大学在争取的权力。教育部取消冠名审批权，将其赋予学校，这是一个进步。但一个困境是，政府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要走出这一困境，不是像有的网友所说的收回审批权，而应该探索大学自主办学的制度，这就是建立前述的大学理事会决策机制。如果能从冠名之争中，启动这一机制建立，当是教育的进步。我们所担忧的是，每一次舆论围观之后，旧有的机制完好无损，生长同样问题的土壤还是那么肥沃。
一个“真维斯楼”冠名，让刚刚过完百年校庆的清华大学陷入舆论的漩涡之中。清华大学校领导可能还没搞明白，为何此前已有企业冠名学校教学楼的先例，这次却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此事目前似乎已有定论。教育部发言人代表教育部表态，称冠名一事符合规定，并且欢迎和感谢捐资助学，但同时建议学校在冠名前广泛征求师生意见。而清华大学新闻中心也表示，以后将不再安装铭牌——据称，这个仅仅悬挂了几天的真维斯集团简介铭牌，被人用油漆涂抹而被迫摘掉——但“真维斯楼”几个字则不会摘掉。
看来，清华大学还是没有听教育部的“建议”——为何不重启讨论、听证程序，听取师生对这一冠名的意见，然后得到一个大家认同的方案？
在国外大学，捐赠人或企业冠名大学学院、楼宇，也被争议，但是这一争议是发生在冠名之前，而非冠名之后，教师和学生看到与自己朝夕相处的教学楼“一夜之间”就被冠上某人名或某企业名，这在国外大学闻所未闻。不少舆论纠缠在该不该冠名、该冠哪些企业名上，而其实，这些问题，是应该在大学冠名前就广泛讨论的事。令人惊奇的是，清华此前已经冠了多个企业名，可大家似乎都泰然接受了，师生主动放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更别提决策权，而这次引起讨论，可能是因为“真维斯”这一冠名在感情上受不了，但大家讨论的重点依旧是该不该冠“真维斯”这个名，而不是质疑学校没有公开、透明的程序。
从学校自主办学角度看，社会舆论指责具体办学事项，确实不妥，但大学的做法有的也确实离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大学没有合理的内外部治理机制。
在发达国家的大学中，普遍有由政府官员、立法机构成员、校领导、校友代表、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和社会贤达人士组成的理事会（董事会）负责学校重大战略决策，像冠名这类事项，负责决策的就是理事会（董事会），由于这一机构的成员代表广泛，且校友代表和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等都由选举产生，因此，各种利益在校董会决策中就充分博弈，制订的方案，也就综合考虑了学校的声誉、筹资、教师和学生对此的反应等各种因素。
可就是如此，在重大战略决策时，也不是校董会单方面说了算，而需要将方案提交教授会和学生自治委员会讨论，听取师生的意见。国外大学冠捐赠人名或企业名遭遇反对，都在这个阶段，比如牛津大学SAID商学院冠名，就遭到多位教授的反对。但最终，权衡各种因素后，该校还是决定接受捐赠，并冠名。
我国大学没有理事会（董事会）这样的决策机构，校内也无独立的教授会、学生会组织（学生会本应是学生自治组织，主席由学生们选举，但现在的学生会干部大多是学校任命），因此，大学的决策，往往由党委会或校长办公会作出，而再考虑到一把手对决策的重大影响，很多决策就是个别领导拍板。这样的决策，其科学性和合理性都值得怀疑，想不引起争议都难。
就冠名这类事务而言，如果每所学校有合理的决策机制，只要师生认可，完全有个性的冠名原则，不必由A校冠某企业名，就推论B校也可冠名。这样的决策机制，体现的是学校的自主性，也是大学形成特色的基础。同样，像大学校长的遴选，在国外大学，大多由对理事会（董事会）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按照本校的标准公开遴选，这就使得校长的遴选符合学校的办学要求，而不像国内大学，居然校长可在各大学间轮换，认为当好A大学的校长，必定能当好B校校长。大学的个性和特色，也就被这种整齐划一的做法消灭。
自主办学权，一直是大学在争取的权力。教育部取消冠名审批权，将其赋予学校，这是一个进步。但一个困境是，政府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要走出这一困境，不是像有的网友所说的收回审批权，而应该探索大学自主办学的制度，这就是建立前述的大学理事会决策机制。如果能从冠名之争中，启动这一机制建立，当是教育的进步。我们所担忧的是，每一次舆论围观之后，旧有的机制完好无损，生长同样问题的土壤还是那么肥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