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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说的原则是“不求真有，但求会有”，读长篇历史小说《康熙大帝》发现作者有一处的情节明显失实，失实的原因与作者对地理志的误读有关。
一、清代的山西省没有繁县、大同府与繁峙县没有隶属关系
《康熙大帝》第二卷的第7至10章，写了康熙皇帝微服出巡五台山，路过山西繁峙县，惩办大同知府周云龙的故事。
我们先看下面的句子“…申未时分，一行人来到滹沱河畔的沙河堡……‘这个沙河堡，是哪个县的地面？’‘回爷的话，’……‘是繁县境了，县令叫刘清源。这个沙河堡是繁峙第一大镇，今晚咱们就歇在德兴老店’……”
上面是康熙与魏东亭的对话，从他们的对话不难得出“繁县”就是“繁峙县”的结论，“滹沱河畔的沙河堡”则证明小说中的“繁县”即今天的山西省繁峙县无疑。除此之外，小说中还出现了几次“繁县”，而事实上不仅清朝时山西政区里没有“繁县”，历史上的山西省也从来没有过“繁县”（四川省古代有“繁县”蜀汉时期改为“新繁县”）。《 繁峙县志》记载，隋朝开始设置“繁峙县”，金代改为“坚州”，至明洪武二年改为“繁峙县”至今未变.。我们姑且不论清代的“繁县” 是否是 “繁峙县”的简称，只要看看小说中“繁县”与“大同府”的隶属关系就知道作者把“繁县”弄错了。
在小说中沙河堡德兴老店的店主告诉康熙：大同知府周云龙要拉“我这小店的隔壁住着”的交不起赋税的老夫妇的独生女儿去抵债，还在“繁县”扣住了河南信阳的马贩子，马贩们只好去求“繁县的县大爷刘清源”，可是“府台是他的顶头上司，说声不给银子他也真没辙”。
从沙河堡德兴老店的店主所说的话语中可以看出，“繁县”是大同府下辖的一个县，不然作为大同知府的周云龙不会在该县借故抢人、扣人，他也不会成为该县县令的“顶头上司”。
如果 “繁县”就是“繁峙县”，那繁峙县就应该是大同府的辖县，可是《清史稿·志三十五》明确记载“繁峙县”在明代至清初一直是太原府所属的“代州”的一个下辖县，雍正二年代州升格为“代州直隶州”后 “繁峙县”仍是“代州”的下辖县。整个清代，“繁峙县”也从未成为大同府的下辖县。
既然繁峙县不隶属于大同府，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繁县”，且这个“繁县”在大同府的辖区呢？《清史稿·志三十五》对大同的记载是：“大同府：……初因明制，领州四，县七。雍正中，……领州二，县七。”其中的“二州”为浑源州、应州，“七县”为大同、怀仁、山阴、阳高、天镇、广灵、灵丘，就是没有“繁县”。
可见，无论把繁峙县还是“繁县”写成大同府的辖县都是与历史实际不符的。
二、《康熙大帝》的作者误读了地理志
《康熙大帝》为什么会出现“繁县”并把它写成大同府的一个下辖县呢？笔者认为，这与作者对《清史稿·地理志》的误读有关。
《清史稿·三十五》关于大同的记载中，有“大同府：……领州二，县七。大同，冲，繁，难。倚。顺治五年徙西安堡……”的文字。这里的“大同”是大同府辖下的“大同县”，“ 冲，繁，难……”是介绍大同县的情况的，而小说作者却把“大同，冲，繁，难”中的“冲”“繁”“难”错误地当作与“大同”并列的几个县的名称。不然小说不会凭空杜撰出一个“繁县”并把它置于大同府的辖区。从作者虚构的康熙出巡去五台山，路过山西省的繁峙县的情节，可知他对繁峙县的地理位置还是了解的，由于从地图上看，繁峙县距大同近而距太原远，于是就主观上认为繁峙县属于大同府管辖，但是当他查阅《清史稿·地理志》时，由于对相关记载的误读，认为大同府的辖下有一个“繁县”，从而认为当今的“繁峙县”就是当时大同府辖下的那个“繁县”，以致于在小说中有时称“繁县”有时又称“繁峙县”。笔者冒昧的推测是否正确， 只有求教于二月河先生了。
“冲、繁、疲、难”是《清史稿·地理志》最为常见的四个字，这四个字其实是清代政区分等的正式依据。按照雍正时的解释是：“地当孔道为冲”，即地处交通要道的政区（府、州、县）为“冲”，“政务纷坛者为繁”，即行政业务繁多的政区为“繁”，“赋多逋欠者为疲”，即税粮滞纳过多的政区为“疲”，“民刁俗悍、命盗多者为难”，即风俗不纯、犯罪事件多的政区为“难”。清代以此为标准把政区（府、州、县）分为“简、中、要、最要”四个等级，一字或无字的政区称为“简”， 二字（有冲繁、繁难、繁疲、疲难、冲难、冲疲六种）为“中”， 三字（有冲繁难、冲疲难、繁疲难三种）为“要”，冲繁疲难四字俱全的县称为“最要”或“要”。如：上文中“大同，冲，繁，难”，则表示大同县的等级为“要”，而“怀仁，冲”则表示怀仁县的等级为“简”。
一、清代的山西省没有繁县、大同府与繁峙县没有隶属关系
《康熙大帝》第二卷的第7至10章，写了康熙皇帝微服出巡五台山，路过山西繁峙县，惩办大同知府周云龙的故事。
我们先看下面的句子“…申未时分，一行人来到滹沱河畔的沙河堡……‘这个沙河堡，是哪个县的地面？’‘回爷的话，’……‘是繁县境了，县令叫刘清源。这个沙河堡是繁峙第一大镇，今晚咱们就歇在德兴老店’……”
上面是康熙与魏东亭的对话，从他们的对话不难得出“繁县”就是“繁峙县”的结论，“滹沱河畔的沙河堡”则证明小说中的“繁县”即今天的山西省繁峙县无疑。除此之外，小说中还出现了几次“繁县”，而事实上不仅清朝时山西政区里没有“繁县”，历史上的山西省也从来没有过“繁县”（四川省古代有“繁县”蜀汉时期改为“新繁县”）。《 繁峙县志》记载，隋朝开始设置“繁峙县”，金代改为“坚州”，至明洪武二年改为“繁峙县”至今未变.。我们姑且不论清代的“繁县” 是否是 “繁峙县”的简称，只要看看小说中“繁县”与“大同府”的隶属关系就知道作者把“繁县”弄错了。
在小说中沙河堡德兴老店的店主告诉康熙：大同知府周云龙要拉“我这小店的隔壁住着”的交不起赋税的老夫妇的独生女儿去抵债，还在“繁县”扣住了河南信阳的马贩子，马贩们只好去求“繁县的县大爷刘清源”，可是“府台是他的顶头上司，说声不给银子他也真没辙”。
从沙河堡德兴老店的店主所说的话语中可以看出，“繁县”是大同府下辖的一个县，不然作为大同知府的周云龙不会在该县借故抢人、扣人，他也不会成为该县县令的“顶头上司”。
如果 “繁县”就是“繁峙县”，那繁峙县就应该是大同府的辖县，可是《清史稿·志三十五》明确记载“繁峙县”在明代至清初一直是太原府所属的“代州”的一个下辖县，雍正二年代州升格为“代州直隶州”后 “繁峙县”仍是“代州”的下辖县。整个清代，“繁峙县”也从未成为大同府的下辖县。
既然繁峙县不隶属于大同府，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繁县”，且这个“繁县”在大同府的辖区呢？《清史稿·志三十五》对大同的记载是：“大同府：……初因明制，领州四，县七。雍正中，……领州二，县七。”其中的“二州”为浑源州、应州，“七县”为大同、怀仁、山阴、阳高、天镇、广灵、灵丘，就是没有“繁县”。
可见，无论把繁峙县还是“繁县”写成大同府的辖县都是与历史实际不符的。
二、《康熙大帝》的作者误读了地理志
《康熙大帝》为什么会出现“繁县”并把它写成大同府的一个下辖县呢？笔者认为，这与作者对《清史稿·地理志》的误读有关。
《清史稿·三十五》关于大同的记载中，有“大同府：……领州二，县七。大同，冲，繁，难。倚。顺治五年徙西安堡……”的文字。这里的“大同”是大同府辖下的“大同县”，“ 冲，繁，难……”是介绍大同县的情况的，而小说作者却把“大同，冲，繁，难”中的“冲”“繁”“难”错误地当作与“大同”并列的几个县的名称。不然小说不会凭空杜撰出一个“繁县”并把它置于大同府的辖区。从作者虚构的康熙出巡去五台山，路过山西省的繁峙县的情节，可知他对繁峙县的地理位置还是了解的，由于从地图上看，繁峙县距大同近而距太原远，于是就主观上认为繁峙县属于大同府管辖，但是当他查阅《清史稿·地理志》时，由于对相关记载的误读，认为大同府的辖下有一个“繁县”，从而认为当今的“繁峙县”就是当时大同府辖下的那个“繁县”，以致于在小说中有时称“繁县”有时又称“繁峙县”。笔者冒昧的推测是否正确， 只有求教于二月河先生了。
“冲、繁、疲、难”是《清史稿·地理志》最为常见的四个字，这四个字其实是清代政区分等的正式依据。按照雍正时的解释是：“地当孔道为冲”，即地处交通要道的政区（府、州、县）为“冲”，“政务纷坛者为繁”，即行政业务繁多的政区为“繁”，“赋多逋欠者为疲”，即税粮滞纳过多的政区为“疲”，“民刁俗悍、命盗多者为难”，即风俗不纯、犯罪事件多的政区为“难”。清代以此为标准把政区（府、州、县）分为“简、中、要、最要”四个等级，一字或无字的政区称为“简”， 二字（有冲繁、繁难、繁疲、疲难、冲难、冲疲六种）为“中”， 三字（有冲繁难、冲疲难、繁疲难三种）为“要”，冲繁疲难四字俱全的县称为“最要”或“要”。如：上文中“大同，冲，繁，难”，则表示大同县的等级为“要”，而“怀仁，冲”则表示怀仁县的等级为“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