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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的第八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于2008年10月在武汉市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主题的两个方面纷纷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成果显著，展示和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进展，以及学者们对当代中国哲学建设的深切关注和深入思考。
[关键词]第八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综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9)01-0083-05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承办的第八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于2008年10月11—12日在武汉市召开。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近15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90多篇。会议以大会发言(33位专家学者在大会上作了主题发言)、专家点评、学术沙龙、分组讨论等形式进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孙麾致开幕词并做了大会总结发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这一主题。纷纷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现将论坛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内涵和实质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是承认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家学者们发表了不尽相同的看法。
中共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认为，我国政治界、理论界、学术界长期以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的统一”的内涵完全等同了，而这两者的内涵并不完全等同。对“中国化”内涵理解上的这种偏颇，导致只讲实践(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即只讲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不讲文化(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即不讲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他认为，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列宁这样的老祖宗不能丟，中国自己的老祖宗也不能丢，丢了自己的老祖宗，就丢了中国民族的根本、智慧和灵魂，就不是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个教条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根本上讲，就是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相结合，就是吸取、融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同时又赋予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以新的活力和新的内容。
中共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含义包括四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历史方位相结合，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研究中国的某一历史方位，对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给予准确判定，进而探究这一历史方位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和解决具有根本性的中国问题，进而从政治或意识形态上提出解释和指导中国长远发展的根本理念。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注意研究并汲取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粹，从中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方式。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即把马克思主义与大众思维相结合。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话语表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大众的社会心理与接受方式相适应，成为影响中国人民生活方式的思维方式，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认同。
首都师范大学叶险明教授认为，可以从这样四个方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乃至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能否做出自己的贡献。第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能否给其他学科以理论支撑。纯而又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存在，它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批判中有机融合在一起的。第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要能够在整体上为中国的建设提供方法论和工具支持。第四，作为中国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使其渗入到大众文化中，引领大众文化。
武汉大学赵凯荣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其现实性上，是一部已经展开、正在展开的现代史。
中共中央党校董德刚教授认为，应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列学说中的普遍真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包含普适价值；普遍真理和普适价值不限于马列学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命题，即实现当代世界普遍真理(含普适价值)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
许全兴教授等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存在“可能性”问题，因为它已经是既定的事实。
武汉大学陶德麟教授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进行了80多年还在继续进行的过程，是一个客观事实，但现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并不多余，因为许多论者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把这个问题明晰地提出来讨论是有必要的。陶德麟教授归结了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性的三种论点并逐一进行了反驳。这三种论点是：第一，认为中国人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第二，认为中国人即使面对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也不可能读懂；第三，认为即使中国人读懂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也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陶教授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像黑格尔称赞的路德和J·H·沃斯分别“让圣经说德语”、“让荷马说德语”一样，也“教给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让马克思主义学会说中国话”，这也就是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而“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和“让圣经说德语”、“让荷马说德语”一样都是可能的。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败得失的检验标准
复旦大学陈学明教授认为，21世纪还讨论如何检验马克思主义，有些滑稽，更有些可悲。
陶德麟教授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败得失以什么为标准进行检验这一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主要表现在文本标准和实践标准的区别上。他认为，离开了对历史经验的回顾和分析，抽象地争论这个问题不易说清楚。通过回顾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情况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情况，得到这样一些启示：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本来就不是从书本研究中产生，而是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实践中产生的。这个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就决定了它的性质和内容，决定了它是一个标志实践目的、实践过程和实践结果的概念，同时也就逻辑地蕴含了它的检验方式和检验标准。如果以文本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以尚待检验的认识为标准，等于没有标准。第二，文本标准与实践标准之争不仅是一个学理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关系中国人民前途和命运的实际问题。第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的哪些论断是普遍真理?普遍到什么程度?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离开了具体实践的检验，是判定不了的。第四，更严重的是，离开了实践标准，新的教 条主义又产生和泛滥起来。建国后27年中，毛泽东在某些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了教条，他的悲剧在于，他自己的论断也正在被人神化为教条。这样，新的教条主义在全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邓小平的伟大，在于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不拘泥于教条。他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实践标准：“石头”指中国的实际情况，“摸”就是在实践中去探索研究，“过河”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是针对文本主义的实践标准，就是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具体化了的实践标准。检验是复杂的动态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而是开放的。陶教授强调，他所反对的，是以文本裁剪实践，不是反对文本研究。文本本身不是教條，只有把它当作教条的时候才是教条。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许全兴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不能把这一结合简单地理解为引用中国历史文化的思想资料来注释和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这一结合应理解为：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总结和概括，以有利于对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指导，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结合从根本上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相结合，就是汲取、融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同时又赋予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以新的活力和新的内容。只有做到民族精神方面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内化成了中华民族的灵魂，才真正地中国化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结合过程中，要警惕中国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渗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实现与传统哲学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近现代哲学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要把近代提出的思想纳入研究课题。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路向
黑龙江大学衣俊卿教授认为，在目前研究的基础上，新时期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拓宽研究视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形成“世界向度”和“中国向度”紧密结合的学术视野。他说，“中国向度”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用以指导中国的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其基本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作给定的前提，着眼于中国发展问题的解决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表述。因此，主要表现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由外向内”的单向输入的向度。“世界向度”是指在全球化语境和世界视野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问题，并强调中国经验的开放价值和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话语权。因此，它呈现为中国问题与全球问题、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双向互动”的向度。这两个向度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不可分割、相互交织、相互支撑的两个组成部分。但在现实研究中，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了分离，目前的研究主要偏重于“中国向度”。他分析了单向度研究的成因，认为这种研究带来了以下后果：第一，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验”仅具有有限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意义。第二，孤立地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容易使弘扬传统文化成为“孤芳自赏”，并且存在着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价值阐释走入误区的可能性。第三，缺乏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思想碰撞和理论对话，容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价值限定在地方知识的层面上，无法阐发其世界意义。他认为，当前积极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世界向度”和国际视野已经具备了可能性：第一，全球化进程越来越要求马克思主义具有广阔的世界眼光。第二，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形成的各种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使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际范围内开展广泛的对话和交流成为可能。第三，改革开放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成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社会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所承担的国际责任，增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发言权和说服力。他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做，以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向度的互补格局：第一，在实践理性层面上，确立起全球化语境和国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视域，从而赋予中国经验以更加丰富的理论意义。第二，在文化精神层面，应当通过主动的和开放的文化交流、碰撞和交融，用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水乳交融而形成的新文化精神来丰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规定性。第三，在理论理l生层面，不仅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的对话，而且必须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同时代世界上各种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的直接的和积极的对话，只有这样，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宽广的理论视野和现时代的理论价值。
中国政法大学李德顺教授赞同研究方法的“世界向度”，认为有人要把中国哲学叫国学，就是把自己排除在人类公共文明之外。西方人不把西学叫国学，而叫科学，科学是人类的公共文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有世界眼光。这一点也是众多与会专家学者一致的看法，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加强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甚至非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和交流，不能自说自话。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向，中国人民大学安启念教授认为主要有这样两种：“从理论原则看实践”与“从实践需要看理论”。他认为，传统说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实际中去。如果是回头看，这种说法对，但用于指导实践就颠倒了关系，应该是实践需要是起点。所以，正确的思想路向应该是“从实践需要看理论”。
华中科技大学欧阳康教授认为，应该用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之一是要搞清楚：究竟要解决中国问题还是世界问题?他认为，主要是解决中国问题，而不是世界问题。马克思主义提供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多少思想资源?有多少合法性?在哪些方面提供资源?当代中国建设是否仅仅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足够的资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资源，如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也应该成为重要资源。
东北师范大学胡海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精神家园”路向，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统一起来，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意义上探索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内容、新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的道路与方向。
六、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武汉大学李维武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存在着一个有待认真解决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经历了百余年的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后，往往仍然只是被看作一种“在中国的 哲学”，而不是一种“中国的哲学”，没有取得作为“中国哲学”的‘啥法性”。今天人们经常谈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对话，就是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不是中国哲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0世纪中国主要思潮之一，经过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经过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互激互融，已经成为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已经参与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创造，并通过由哲学思潮而转化为社会思潮，造成了伟大的社会革新运动，重新塑造了现代中国。在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由“在中国的哲学”成功地转化为“中国的哲学”了。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取得了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武汉大学何萍教授认为，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一系列批判，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淡出，但那种否定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意义，把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地归属于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观点却积淀在人们的思想中，成为中国学者批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由，使得中国学者谈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以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体系为由加以否定和拒斥，不去分析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历史联系，并从中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其理论的独创性。其结果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始终停留于传播史的水平上，无法深入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创造的研究，没有揭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内核、哲学性格和独创性的内容。所以，直到现在，中外学者都无法明确地说出什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弄不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有什么区别。由于这一消极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源流关系凸显出来了，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她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时，应该同时注意研究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理解和接受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们又是如何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并用于解答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的，从中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思维和内容。她认为这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更为重要的方面。
黑龙江大学张奎良教授认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切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但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经过别国人解说和阐发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首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太笼统，还需要分层，分唯物论的中国化和辩证法的中国化。他在这种分层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七、当代中国哲学建设
中国政法大学李德顺教授就此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究竟有无哲学?是中国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作为一个学说体系，中国有能力搞自己的哲学。作为哲学的学说体系，要有一定的规范；作为学科，要尊重学科的共性，要着眼于学科。学科是人类公共的舞台，在舞台上的表演可以有自己的风格。要有理论志气，站在学科的高度，不要巴结现实；要去思考问题，突出问题意识。他认为，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着两个危机：一个是文本危机，即我们过去学的大半是“第二手”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文本研究问题不解决的话，实际上就等于把马克思当作一个符号，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接受他的精髓和灵魂，而只是口号式的、符号式的皮相之论，无法充分证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另一个是现实性危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实面前显得较为落后和被动，如有些学者指出的，有些“失语”。针对这两个危机，李德顺教授认为，做法是关键，它决定成败。要改变轻率浮躁、追风逐浪的风气，克服唯洋唯古、对外侏儒化、对内权势化的心态，扎扎实实地进行科学本身的研究和持久艰苦的努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不断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体制的改革。对于我国哲学界来讲，现在真正该做的就是自己去研究，面向当代世界的现实，认真地观察和思考人类和我国所面临的问题，深刻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真正提炼出30年来我们亲身摸索所得到的思想理念和思想成果，要以哲学方式做出总结和概括，提供有积极意义的回答，把这些成果装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篮子”里。
北京大学王东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抓好两头，即开源创新与综合创新。在思想源头开掘方面，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不能固定化，也要中国化。要开掘中国文化、古典哲学的源头。同时，要勇于站在时代潮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回答中国问题。在综合创新方面，要做到五个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和哲学创新。
华中科技大学欧阳康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努力跟上时代。怎么跟上时代?第一，從理论本身转向当代世界重大问题；第二，从认知和求真转向价值的追求和创造；第三，从研究思路以解释演绎为主转向批判和创新；第四，走向问题哲学；第五，研究资源从单一资源转向多种资源；第六，人性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根本点、基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人陛问题。
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改革开放进程中，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首先需要重新理解世界观。他认为，新的世界观是实事求是的世界观、与时俱进的世界观和开拓进取的世界观。实事求是的世界观首先是直面“世界”和“时代”的世界观，是反映时代特征和世界潮流的世界观。世界观的“世”，是“人生在世”的“世”；世界观的“界”，是“人在途中”的“界”；世界观的“观”，是“人的目光”的“观”。变革世界观，从根本上说，是变革“人的目光”。这不仅要求拓宽“人的目光”，使之具有“远视”世界与未来的能力，而且要求深化“人的目光”，使之具有“透视”现实的能力。“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世界”总是与时俱进的，作为“人的目光”的“世界观”就需要与时俱进。另外，解放思想不仅需要“远视”世界的大气，还需要“直面”现实的正气和“创新”实践的勇气，不断开拓进取。
复旦大学冯平教授认为，马克思实践原则基本含义的一个逻辑延伸是，衡量哲学提问和解答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最终标准是它解决(不仅是解答)现实问题的能力。马克思哲学从本质上说是改造世界的哲学，这样的哲学最基本的要求是：面向具体的现实生活本身，发现具体现实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难题，将这些难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这样的哲学最关注的问题是：在现实基础上，我们应该确立怎样的理想，应该如何实现我们的理想。她 认为，在中国哲学发展的今天，我们特别需要以这样的哲学原则来反思和筹划我们的研究。如果期望我们的哲学能够对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的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就应该将中国问题作为研究课题。“中国问题”，是指困扰当今中国人生活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作为哲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是指与这—难题直接相关的最根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因此，“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所要表达的信念是：中国的哲学应当以改善中国人的生活、促进中国社会发展为旨趣，应当以影响中国人生活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为研究课题。她认为，“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具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直接将中国问题作为研究的课题，直接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另一种是将中国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火种，用这一火种点燃哲学其他方面的研究，通过对中国问题的关怀而赋予其他方面的哲学研究以生命与活力。
武汉大学赵凯荣教授认为，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向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有用的尺度)和大众化(大众化尺度)。这个方向的局限性是：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导致对现在无用的古代文化被遗弃，对过去的东西否定的太多；导致对精英文化的反动。这个方向必须改变。他提出了“文化DNA”的概念，认为任何一种文化，只要它是随着社会的进化而进化来，就具有永恒的价值，而不只是在它所处的时代才有短暂的、当下的、甚至瞬时的意义，并随着社会进化会变得腐朽、没落，被时代所抛弃。恰恰相反，正由于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们极有可能消失、消亡，而这种消亡和消失又势必影响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不但不应该用“革命的”和“实践的”手段加速其消失和消亡，反而应该千方百计来保护这种文化，包括所谓的“腐朽”、“没落”的文化。因此，他认为，“扬弃”的观念必须让位于“文化DNA”的观念，因为扬弃观念的一个重要局限性是主张舍弃，舍弃必然涉及选择，无论是处于大多数人的立场，还是统治阶级的立场，都无一例外消亡人类文化的DNA，任何一种消亡最终受到伤害的只能是人类整体文化本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有利于文化多样性，而不是试图将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回归到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性统一中。
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认为，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自觉克服传统哲学思维惯性的影响，集中表达人民的心声，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植根于人民的品格。
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既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实践问题，而是一个同时关联于中国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命的时代课题。只有那些具有深刻时代性的实践和紧密关联于中国问题的理论之间的相互结合，才能开创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课题。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所引发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是一个深刻的时代问题。他认为，在中国社会转型实践与马克思正义理论的汇通处阐释马克思的正义理论，是当今马克思主義哲学中国化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中共中央编译局周凡研究员认为，我们习惯于说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种中国化必须具备“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这三个要件。这看上去像1+1=2一样简单，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不是一个确定的“1”，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也不是一个确定的“1”，结合也不是“加法”。他指出，主体若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自己当下的生活融在一起，与自己的整个人生追求融在一起，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融在一起。主体只有在“化”马克思主义之前处在一种若有所寻、若有所求、若有所待的状态一在这种状态里面，包含着真切的期待、践行的渴望、明确的目的、坚定的信念或者救世的情怀，而不只是把它当作“职业化的学术”来做研究，才会产生“更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
[责任编辑 张桂霞]
[关键词]第八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综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9)01-0083-05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承办的第八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于2008年10月11—12日在武汉市召开。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近15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90多篇。会议以大会发言(33位专家学者在大会上作了主题发言)、专家点评、学术沙龙、分组讨论等形式进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孙麾致开幕词并做了大会总结发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这一主题。纷纷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现将论坛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内涵和实质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是承认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家学者们发表了不尽相同的看法。
中共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认为，我国政治界、理论界、学术界长期以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的统一”的内涵完全等同了，而这两者的内涵并不完全等同。对“中国化”内涵理解上的这种偏颇，导致只讲实践(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即只讲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不讲文化(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即不讲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他认为，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列宁这样的老祖宗不能丟，中国自己的老祖宗也不能丢，丢了自己的老祖宗，就丢了中国民族的根本、智慧和灵魂，就不是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个教条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根本上讲，就是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相结合，就是吸取、融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同时又赋予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以新的活力和新的内容。
中共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含义包括四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历史方位相结合，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研究中国的某一历史方位，对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给予准确判定，进而探究这一历史方位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和解决具有根本性的中国问题，进而从政治或意识形态上提出解释和指导中国长远发展的根本理念。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注意研究并汲取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粹，从中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方式。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即把马克思主义与大众思维相结合。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话语表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大众的社会心理与接受方式相适应，成为影响中国人民生活方式的思维方式，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认同。
首都师范大学叶险明教授认为，可以从这样四个方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乃至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能否做出自己的贡献。第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能否给其他学科以理论支撑。纯而又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存在，它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批判中有机融合在一起的。第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要能够在整体上为中国的建设提供方法论和工具支持。第四，作为中国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使其渗入到大众文化中，引领大众文化。
武汉大学赵凯荣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其现实性上，是一部已经展开、正在展开的现代史。
中共中央党校董德刚教授认为，应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列学说中的普遍真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包含普适价值；普遍真理和普适价值不限于马列学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命题，即实现当代世界普遍真理(含普适价值)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
许全兴教授等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存在“可能性”问题，因为它已经是既定的事实。
武汉大学陶德麟教授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进行了80多年还在继续进行的过程，是一个客观事实，但现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并不多余，因为许多论者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把这个问题明晰地提出来讨论是有必要的。陶德麟教授归结了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性的三种论点并逐一进行了反驳。这三种论点是：第一，认为中国人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第二，认为中国人即使面对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也不可能读懂；第三，认为即使中国人读懂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也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陶教授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像黑格尔称赞的路德和J·H·沃斯分别“让圣经说德语”、“让荷马说德语”一样，也“教给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让马克思主义学会说中国话”，这也就是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而“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和“让圣经说德语”、“让荷马说德语”一样都是可能的。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败得失的检验标准
复旦大学陈学明教授认为，21世纪还讨论如何检验马克思主义，有些滑稽，更有些可悲。
陶德麟教授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败得失以什么为标准进行检验这一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主要表现在文本标准和实践标准的区别上。他认为，离开了对历史经验的回顾和分析，抽象地争论这个问题不易说清楚。通过回顾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情况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情况，得到这样一些启示：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本来就不是从书本研究中产生，而是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实践中产生的。这个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就决定了它的性质和内容，决定了它是一个标志实践目的、实践过程和实践结果的概念，同时也就逻辑地蕴含了它的检验方式和检验标准。如果以文本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以尚待检验的认识为标准，等于没有标准。第二，文本标准与实践标准之争不仅是一个学理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关系中国人民前途和命运的实际问题。第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的哪些论断是普遍真理?普遍到什么程度?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离开了具体实践的检验，是判定不了的。第四，更严重的是，离开了实践标准，新的教 条主义又产生和泛滥起来。建国后27年中，毛泽东在某些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了教条，他的悲剧在于，他自己的论断也正在被人神化为教条。这样，新的教条主义在全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邓小平的伟大，在于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不拘泥于教条。他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实践标准：“石头”指中国的实际情况，“摸”就是在实践中去探索研究，“过河”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是针对文本主义的实践标准，就是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具体化了的实践标准。检验是复杂的动态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而是开放的。陶教授强调，他所反对的，是以文本裁剪实践，不是反对文本研究。文本本身不是教條，只有把它当作教条的时候才是教条。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许全兴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不能把这一结合简单地理解为引用中国历史文化的思想资料来注释和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这一结合应理解为：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总结和概括，以有利于对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指导，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结合从根本上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相结合，就是汲取、融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同时又赋予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以新的活力和新的内容。只有做到民族精神方面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内化成了中华民族的灵魂，才真正地中国化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结合过程中，要警惕中国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渗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实现与传统哲学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近现代哲学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要把近代提出的思想纳入研究课题。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路向
黑龙江大学衣俊卿教授认为，在目前研究的基础上，新时期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拓宽研究视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形成“世界向度”和“中国向度”紧密结合的学术视野。他说，“中国向度”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用以指导中国的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其基本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作给定的前提，着眼于中国发展问题的解决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表述。因此，主要表现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由外向内”的单向输入的向度。“世界向度”是指在全球化语境和世界视野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问题，并强调中国经验的开放价值和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话语权。因此，它呈现为中国问题与全球问题、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双向互动”的向度。这两个向度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不可分割、相互交织、相互支撑的两个组成部分。但在现实研究中，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了分离，目前的研究主要偏重于“中国向度”。他分析了单向度研究的成因，认为这种研究带来了以下后果：第一，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验”仅具有有限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意义。第二，孤立地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容易使弘扬传统文化成为“孤芳自赏”，并且存在着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价值阐释走入误区的可能性。第三，缺乏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思想碰撞和理论对话，容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价值限定在地方知识的层面上，无法阐发其世界意义。他认为，当前积极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世界向度”和国际视野已经具备了可能性：第一，全球化进程越来越要求马克思主义具有广阔的世界眼光。第二，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形成的各种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使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际范围内开展广泛的对话和交流成为可能。第三，改革开放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成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社会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所承担的国际责任，增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发言权和说服力。他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做，以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向度的互补格局：第一，在实践理性层面上，确立起全球化语境和国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视域，从而赋予中国经验以更加丰富的理论意义。第二，在文化精神层面，应当通过主动的和开放的文化交流、碰撞和交融，用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水乳交融而形成的新文化精神来丰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规定性。第三，在理论理l生层面，不仅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的对话，而且必须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同时代世界上各种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的直接的和积极的对话，只有这样，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宽广的理论视野和现时代的理论价值。
中国政法大学李德顺教授赞同研究方法的“世界向度”，认为有人要把中国哲学叫国学，就是把自己排除在人类公共文明之外。西方人不把西学叫国学，而叫科学，科学是人类的公共文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有世界眼光。这一点也是众多与会专家学者一致的看法，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加强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甚至非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和交流，不能自说自话。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向，中国人民大学安启念教授认为主要有这样两种：“从理论原则看实践”与“从实践需要看理论”。他认为，传统说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实际中去。如果是回头看，这种说法对，但用于指导实践就颠倒了关系，应该是实践需要是起点。所以，正确的思想路向应该是“从实践需要看理论”。
华中科技大学欧阳康教授认为，应该用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之一是要搞清楚：究竟要解决中国问题还是世界问题?他认为，主要是解决中国问题，而不是世界问题。马克思主义提供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多少思想资源?有多少合法性?在哪些方面提供资源?当代中国建设是否仅仅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足够的资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资源，如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也应该成为重要资源。
东北师范大学胡海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精神家园”路向，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统一起来，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意义上探索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内容、新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的道路与方向。
六、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武汉大学李维武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存在着一个有待认真解决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经历了百余年的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后，往往仍然只是被看作一种“在中国的 哲学”，而不是一种“中国的哲学”，没有取得作为“中国哲学”的‘啥法性”。今天人们经常谈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对话，就是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不是中国哲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0世纪中国主要思潮之一，经过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经过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互激互融，已经成为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已经参与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创造，并通过由哲学思潮而转化为社会思潮，造成了伟大的社会革新运动，重新塑造了现代中国。在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由“在中国的哲学”成功地转化为“中国的哲学”了。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取得了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武汉大学何萍教授认为，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一系列批判，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淡出，但那种否定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意义，把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地归属于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观点却积淀在人们的思想中，成为中国学者批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由，使得中国学者谈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以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体系为由加以否定和拒斥，不去分析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历史联系，并从中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其理论的独创性。其结果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始终停留于传播史的水平上，无法深入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创造的研究，没有揭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内核、哲学性格和独创性的内容。所以，直到现在，中外学者都无法明确地说出什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弄不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有什么区别。由于这一消极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源流关系凸显出来了，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她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时，应该同时注意研究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理解和接受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们又是如何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并用于解答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的，从中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思维和内容。她认为这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更为重要的方面。
黑龙江大学张奎良教授认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切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但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经过别国人解说和阐发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首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太笼统，还需要分层，分唯物论的中国化和辩证法的中国化。他在这种分层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七、当代中国哲学建设
中国政法大学李德顺教授就此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究竟有无哲学?是中国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作为一个学说体系，中国有能力搞自己的哲学。作为哲学的学说体系，要有一定的规范；作为学科，要尊重学科的共性，要着眼于学科。学科是人类公共的舞台，在舞台上的表演可以有自己的风格。要有理论志气，站在学科的高度，不要巴结现实；要去思考问题，突出问题意识。他认为，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着两个危机：一个是文本危机，即我们过去学的大半是“第二手”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文本研究问题不解决的话，实际上就等于把马克思当作一个符号，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接受他的精髓和灵魂，而只是口号式的、符号式的皮相之论，无法充分证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另一个是现实性危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实面前显得较为落后和被动，如有些学者指出的，有些“失语”。针对这两个危机，李德顺教授认为，做法是关键，它决定成败。要改变轻率浮躁、追风逐浪的风气，克服唯洋唯古、对外侏儒化、对内权势化的心态，扎扎实实地进行科学本身的研究和持久艰苦的努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不断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体制的改革。对于我国哲学界来讲，现在真正该做的就是自己去研究，面向当代世界的现实，认真地观察和思考人类和我国所面临的问题，深刻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真正提炼出30年来我们亲身摸索所得到的思想理念和思想成果，要以哲学方式做出总结和概括，提供有积极意义的回答，把这些成果装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篮子”里。
北京大学王东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抓好两头，即开源创新与综合创新。在思想源头开掘方面，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不能固定化，也要中国化。要开掘中国文化、古典哲学的源头。同时，要勇于站在时代潮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回答中国问题。在综合创新方面，要做到五个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和哲学创新。
华中科技大学欧阳康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努力跟上时代。怎么跟上时代?第一，從理论本身转向当代世界重大问题；第二，从认知和求真转向价值的追求和创造；第三，从研究思路以解释演绎为主转向批判和创新；第四，走向问题哲学；第五，研究资源从单一资源转向多种资源；第六，人性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根本点、基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人陛问题。
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改革开放进程中，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首先需要重新理解世界观。他认为，新的世界观是实事求是的世界观、与时俱进的世界观和开拓进取的世界观。实事求是的世界观首先是直面“世界”和“时代”的世界观，是反映时代特征和世界潮流的世界观。世界观的“世”，是“人生在世”的“世”；世界观的“界”，是“人在途中”的“界”；世界观的“观”，是“人的目光”的“观”。变革世界观，从根本上说，是变革“人的目光”。这不仅要求拓宽“人的目光”，使之具有“远视”世界与未来的能力，而且要求深化“人的目光”，使之具有“透视”现实的能力。“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世界”总是与时俱进的，作为“人的目光”的“世界观”就需要与时俱进。另外，解放思想不仅需要“远视”世界的大气，还需要“直面”现实的正气和“创新”实践的勇气，不断开拓进取。
复旦大学冯平教授认为，马克思实践原则基本含义的一个逻辑延伸是，衡量哲学提问和解答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最终标准是它解决(不仅是解答)现实问题的能力。马克思哲学从本质上说是改造世界的哲学，这样的哲学最基本的要求是：面向具体的现实生活本身，发现具体现实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难题，将这些难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这样的哲学最关注的问题是：在现实基础上，我们应该确立怎样的理想，应该如何实现我们的理想。她 认为，在中国哲学发展的今天，我们特别需要以这样的哲学原则来反思和筹划我们的研究。如果期望我们的哲学能够对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的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就应该将中国问题作为研究课题。“中国问题”，是指困扰当今中国人生活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作为哲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是指与这—难题直接相关的最根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因此，“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所要表达的信念是：中国的哲学应当以改善中国人的生活、促进中国社会发展为旨趣，应当以影响中国人生活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为研究课题。她认为，“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具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直接将中国问题作为研究的课题，直接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另一种是将中国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火种，用这一火种点燃哲学其他方面的研究，通过对中国问题的关怀而赋予其他方面的哲学研究以生命与活力。
武汉大学赵凯荣教授认为，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向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有用的尺度)和大众化(大众化尺度)。这个方向的局限性是：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导致对现在无用的古代文化被遗弃，对过去的东西否定的太多；导致对精英文化的反动。这个方向必须改变。他提出了“文化DNA”的概念，认为任何一种文化，只要它是随着社会的进化而进化来，就具有永恒的价值，而不只是在它所处的时代才有短暂的、当下的、甚至瞬时的意义，并随着社会进化会变得腐朽、没落，被时代所抛弃。恰恰相反，正由于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们极有可能消失、消亡，而这种消亡和消失又势必影响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不但不应该用“革命的”和“实践的”手段加速其消失和消亡，反而应该千方百计来保护这种文化，包括所谓的“腐朽”、“没落”的文化。因此，他认为，“扬弃”的观念必须让位于“文化DNA”的观念，因为扬弃观念的一个重要局限性是主张舍弃，舍弃必然涉及选择，无论是处于大多数人的立场，还是统治阶级的立场，都无一例外消亡人类文化的DNA，任何一种消亡最终受到伤害的只能是人类整体文化本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有利于文化多样性，而不是试图将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回归到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性统一中。
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认为，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自觉克服传统哲学思维惯性的影响，集中表达人民的心声，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植根于人民的品格。
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既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实践问题，而是一个同时关联于中国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命的时代课题。只有那些具有深刻时代性的实践和紧密关联于中国问题的理论之间的相互结合，才能开创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课题。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所引发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是一个深刻的时代问题。他认为，在中国社会转型实践与马克思正义理论的汇通处阐释马克思的正义理论，是当今马克思主義哲学中国化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中共中央编译局周凡研究员认为，我们习惯于说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种中国化必须具备“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这三个要件。这看上去像1+1=2一样简单，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不是一个确定的“1”，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也不是一个确定的“1”，结合也不是“加法”。他指出，主体若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自己当下的生活融在一起，与自己的整个人生追求融在一起，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融在一起。主体只有在“化”马克思主义之前处在一种若有所寻、若有所求、若有所待的状态一在这种状态里面，包含着真切的期待、践行的渴望、明确的目的、坚定的信念或者救世的情怀，而不只是把它当作“职业化的学术”来做研究，才会产生“更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
[责任编辑 张桂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