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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中国已远离战争与革命的年代，以一个负责任的新兴大国姿态站立在全球高地上；它同时在调整改革开放头一阶段相对低调、“韬光养晦”的策略，转向更加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国际立场。如何在继承邓小平路线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创造性介入全球事务，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更多地推动国际合作？
讲到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不能不提到傅莹大使的故事。
现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傅莹，可能是公众最感兴趣的中国外交官之一，也是国际上公认最会以柔性方式宣读政策的一位中国外交家。一些媒体甚至不吝赞美词汇，给她冠以“媒体宠儿”、“最佳传播者”等封号。其实这些称谓与傅莹的本意和个性恰好相反，平时的她是一个低调温和、谦虚谨慎、不愿谈自己的人。当朋友聚会时，她属于多半时候在听别人说话而自己话很少的那一类。媒体和公众之所以对她有如此的报道与关注，就笔者的观察，主要是因为新时期的这位高级女性外交官每每在难题和困局面前，总有高超的应对智慧和出众的公关技巧（媒体常把她称为“危机大使”、“危机专家”）。而且，她的独特视角、细腻观察、真诚态度和优美文字，总能赢得对手（哪怕是有偏见者）的尊重。一篇被广泛转载的报道这样描述所谓的“傅莹方式”：我们常常费解：西方为什么误读中国？但中国何尝不在误读西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各说各话。文化的鸿沟，语言的障碍，傅莹以她独特的方式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不可以逾越。她从不咄咄逼人，也不照本宣科，有的只是前所未有的坦率，和风细雨的讲述，富有人情味的故事。在中国外交的舞台上，她优雅、美丽、幽默、睿智，再硬的坚冰在她面前都可能融化成水。从某种程度上说，傅莹用她自己的方式向世界介绍中国本身，也是中国外交思路的一种变迁。换句话说，中国要想真正融入世界，“傅莹方式”就不应该被忽略。如同媒体介绍的那样，这位来自中国蒙古族的外交高官，既有东方女性的特征与智慧，又善于向国际社会表达中国声音。她经常强调，外交人要“早说话，多说话，说明白话”；“不仅要讲究技巧，而且要有适合国际主流社会的思维习惯、语言习惯和表达习惯”。依笔者言，“傅莹方式”折射出新时期中国外交家对西方主流社会及舆论的一种创造性介入路径。
还是用事实说明问题。2008年4月间，由于一些国外媒体和公众对中国政府处理西藏地区“3·14事件”的做法产生误解，北京奥运火炬在境外的传递过程中受到严重干扰。在紧要关头，时任驻英国大使的傅莹不仅保持了与英国官方的接触、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保障火炬正常传递的各种要求，她更及时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发表了女儿的北京来信，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上刊登文章《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向国外公众解释了中国普通百姓对举办奥运的渴望、付出的努力以及西藏地区的发展进步。这也是“3·14事件”后中国外交官在国际主流媒体上第一次发出中国声音。她告诉英国读者：一个年轻朋友看了BBC对火炬伦敦传递的转播，他在给我的信中写到，此刻百感交集，有悲哀、愤怒，也有不解。像他一样，很多人可能从中领悟到，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
类似有感染力、说服力的叙述在这篇文章里处处可见，它像是一篇极富个性、温和静雅的英文随笔，优美细腻又入情入理，与不明就里、简单粗暴的一边倒看法形成鲜明对照，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在铁板一块的西方舆论撬开了努力探寻真相、全面理解中国的缝隙。实际上，在国外主流媒体上发表看法，包括接受专访或直接写作，用个性化的语言、外国公众熟悉的表述，在质疑和审视的眼睛前面，以柔克刚、和风细雨地把中国的立场娓娓道来，正是傅莹所擅长的。据不完全统计，单是2008～2009年间，她就在英国媒体上发表了8篇文章，各种公开演讲和报纸的访问报道更是难计其数。
早在此前担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之时，傅莹的这种风格已美誉远扬。傅大使特别善于同公众和媒体交往，对于刁钻甚至有挑衅性的问题从不回避，说得精致、答得漂亮。2005年6月，中国驻悉尼总领馆一等秘书陈用林在澳洲申请政治庇护，并诬称中国在澳大利亚安插了1000名间谍。在一次公开活动时，面对澳大利亚媒体群起而攻之的局面，傅莹大使心平气和、面带微笑地说：“如果我要处理这么多的间谍业务，怎能有时间在这里与各位见面？”一语令谬论遁形。澳洲的某位记者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傅莹哪怕在最有挑战性的问题面前也从不用“无可奉告”的词句；在回答中国政府有关台湾问题的立场时，她精巧作答：“中国人不会容忍台湾独立，这就好比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一栋房子，咱俩是兄弟却都讨厌对方，常常彼此关着门，但我们不可能把屋顶拆了，而是不得不保存从祖先继承下来的东西。”
在英国担任大使的几年，更是傅莹驻外生涯亮点迭出的时期。这位已是副部长级别的中国高级外交官，是伦敦最忙碌也最受欢迎的社交圈人士之一，公众讲座、大学论坛、商界会面、媒体采访，处处能听到她轻声温柔却有说服力的中国声音。傅大使几乎没有间歇的安排和似乎精力无穷的探讨，让许多见多识广的英国人明白了自己对当代中国的无知，也见证了什么叫最优秀的沟通人和宣讲者：她总是用生动的故事、亲身的经历和感性的语言，用真诚的态度和善良的心，叙说当代中国的进步和复杂（包括存在的缺失和问题），提醒人们注意中国与世界关系不可避免的变动及重新认知这一关系的迫切。一位认真研究过傅莹的中国记者分析道：站在外交的立场，她善用各种技巧传播中国，但以传播者视之，她只不过做了一个传播者的本分——讲故事，而不是说大道理。如果硬要说技巧，那就是她能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结合，运用比拟和剖析这些西方人习惯的表述方式，不生硬，不突兀，有高潮，有转折，引经据典，行云流水，娓娓道来，游刃有余。类似的优点在傅莹身上不胜枚举，看上去几乎成了她的标志甚至仿佛与生俱来的东西，实际上，这一切与她的注意学习与用心准备密不可分，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傅莹是多么重视与社会的、非官方的交往，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与汗水（包括大量的阅读和写作）。不夸张地讲，她是一位真正从心底看重不同社会声音和价值的中国外交人，是一位努力跟踪信息时代走势的新时代外交家。
至此，“傅莹方式”的创造性介质已清晰可见：坚守国家立场却颇得外部舆论好感，深具东方品质又熟悉西方文化，不惧惊涛骇浪且善于“借船出海”，每每在危机时刻诉诸柔性方式，化冲突于谈笑中。“媒体宠儿”或“最佳传播者”的称谓不过是表面的东西，傅莹实质上是中国外交官中最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一位。“傅莹方式”当然不是外交的唯一渠道，甚至不是主要的做法，也非所有外交官能够和愿意像傅莹那样作为，中国外交体制下还有其他类型的优秀人物，有其独特的交往沟通方式，但至少我们可以认为，傅莹方式代表着新时期中国外交“创造性介入”的有效路径之一。在社会的世界日益重要并成为经济的世界和政治的世界之后第三种全球力量的时代，我们需要对类似方式给予更大的激励和推广，以改进国际上有关中国政府和官员不善与外国媒体交往的刻板形象。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 作者：王逸舟）
讲到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不能不提到傅莹大使的故事。
现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傅莹，可能是公众最感兴趣的中国外交官之一，也是国际上公认最会以柔性方式宣读政策的一位中国外交家。一些媒体甚至不吝赞美词汇，给她冠以“媒体宠儿”、“最佳传播者”等封号。其实这些称谓与傅莹的本意和个性恰好相反，平时的她是一个低调温和、谦虚谨慎、不愿谈自己的人。当朋友聚会时，她属于多半时候在听别人说话而自己话很少的那一类。媒体和公众之所以对她有如此的报道与关注，就笔者的观察，主要是因为新时期的这位高级女性外交官每每在难题和困局面前，总有高超的应对智慧和出众的公关技巧（媒体常把她称为“危机大使”、“危机专家”）。而且，她的独特视角、细腻观察、真诚态度和优美文字，总能赢得对手（哪怕是有偏见者）的尊重。一篇被广泛转载的报道这样描述所谓的“傅莹方式”：我们常常费解：西方为什么误读中国？但中国何尝不在误读西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各说各话。文化的鸿沟，语言的障碍，傅莹以她独特的方式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不可以逾越。她从不咄咄逼人，也不照本宣科，有的只是前所未有的坦率，和风细雨的讲述，富有人情味的故事。在中国外交的舞台上，她优雅、美丽、幽默、睿智，再硬的坚冰在她面前都可能融化成水。从某种程度上说，傅莹用她自己的方式向世界介绍中国本身，也是中国外交思路的一种变迁。换句话说，中国要想真正融入世界，“傅莹方式”就不应该被忽略。如同媒体介绍的那样，这位来自中国蒙古族的外交高官，既有东方女性的特征与智慧，又善于向国际社会表达中国声音。她经常强调，外交人要“早说话，多说话，说明白话”；“不仅要讲究技巧，而且要有适合国际主流社会的思维习惯、语言习惯和表达习惯”。依笔者言，“傅莹方式”折射出新时期中国外交家对西方主流社会及舆论的一种创造性介入路径。
还是用事实说明问题。2008年4月间，由于一些国外媒体和公众对中国政府处理西藏地区“3·14事件”的做法产生误解，北京奥运火炬在境外的传递过程中受到严重干扰。在紧要关头，时任驻英国大使的傅莹不仅保持了与英国官方的接触、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保障火炬正常传递的各种要求，她更及时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发表了女儿的北京来信，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上刊登文章《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向国外公众解释了中国普通百姓对举办奥运的渴望、付出的努力以及西藏地区的发展进步。这也是“3·14事件”后中国外交官在国际主流媒体上第一次发出中国声音。她告诉英国读者：一个年轻朋友看了BBC对火炬伦敦传递的转播，他在给我的信中写到，此刻百感交集，有悲哀、愤怒，也有不解。像他一样，很多人可能从中领悟到，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
类似有感染力、说服力的叙述在这篇文章里处处可见，它像是一篇极富个性、温和静雅的英文随笔，优美细腻又入情入理，与不明就里、简单粗暴的一边倒看法形成鲜明对照，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在铁板一块的西方舆论撬开了努力探寻真相、全面理解中国的缝隙。实际上，在国外主流媒体上发表看法，包括接受专访或直接写作，用个性化的语言、外国公众熟悉的表述，在质疑和审视的眼睛前面，以柔克刚、和风细雨地把中国的立场娓娓道来，正是傅莹所擅长的。据不完全统计，单是2008～2009年间，她就在英国媒体上发表了8篇文章，各种公开演讲和报纸的访问报道更是难计其数。
早在此前担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之时，傅莹的这种风格已美誉远扬。傅大使特别善于同公众和媒体交往，对于刁钻甚至有挑衅性的问题从不回避，说得精致、答得漂亮。2005年6月，中国驻悉尼总领馆一等秘书陈用林在澳洲申请政治庇护，并诬称中国在澳大利亚安插了1000名间谍。在一次公开活动时，面对澳大利亚媒体群起而攻之的局面，傅莹大使心平气和、面带微笑地说：“如果我要处理这么多的间谍业务，怎能有时间在这里与各位见面？”一语令谬论遁形。澳洲的某位记者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傅莹哪怕在最有挑战性的问题面前也从不用“无可奉告”的词句；在回答中国政府有关台湾问题的立场时，她精巧作答：“中国人不会容忍台湾独立，这就好比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一栋房子，咱俩是兄弟却都讨厌对方，常常彼此关着门，但我们不可能把屋顶拆了，而是不得不保存从祖先继承下来的东西。”
在英国担任大使的几年，更是傅莹驻外生涯亮点迭出的时期。这位已是副部长级别的中国高级外交官，是伦敦最忙碌也最受欢迎的社交圈人士之一，公众讲座、大学论坛、商界会面、媒体采访，处处能听到她轻声温柔却有说服力的中国声音。傅大使几乎没有间歇的安排和似乎精力无穷的探讨，让许多见多识广的英国人明白了自己对当代中国的无知，也见证了什么叫最优秀的沟通人和宣讲者：她总是用生动的故事、亲身的经历和感性的语言，用真诚的态度和善良的心，叙说当代中国的进步和复杂（包括存在的缺失和问题），提醒人们注意中国与世界关系不可避免的变动及重新认知这一关系的迫切。一位认真研究过傅莹的中国记者分析道：站在外交的立场，她善用各种技巧传播中国，但以传播者视之，她只不过做了一个传播者的本分——讲故事，而不是说大道理。如果硬要说技巧，那就是她能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结合，运用比拟和剖析这些西方人习惯的表述方式，不生硬，不突兀，有高潮，有转折，引经据典，行云流水，娓娓道来，游刃有余。类似的优点在傅莹身上不胜枚举，看上去几乎成了她的标志甚至仿佛与生俱来的东西，实际上，这一切与她的注意学习与用心准备密不可分，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傅莹是多么重视与社会的、非官方的交往，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与汗水（包括大量的阅读和写作）。不夸张地讲，她是一位真正从心底看重不同社会声音和价值的中国外交人，是一位努力跟踪信息时代走势的新时代外交家。
至此，“傅莹方式”的创造性介质已清晰可见：坚守国家立场却颇得外部舆论好感，深具东方品质又熟悉西方文化，不惧惊涛骇浪且善于“借船出海”，每每在危机时刻诉诸柔性方式，化冲突于谈笑中。“媒体宠儿”或“最佳传播者”的称谓不过是表面的东西，傅莹实质上是中国外交官中最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一位。“傅莹方式”当然不是外交的唯一渠道，甚至不是主要的做法，也非所有外交官能够和愿意像傅莹那样作为，中国外交体制下还有其他类型的优秀人物，有其独特的交往沟通方式，但至少我们可以认为，傅莹方式代表着新时期中国外交“创造性介入”的有效路径之一。在社会的世界日益重要并成为经济的世界和政治的世界之后第三种全球力量的时代，我们需要对类似方式给予更大的激励和推广，以改进国际上有关中国政府和官员不善与外国媒体交往的刻板形象。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 作者：王逸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