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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在前言部分有如下表述：
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学好其他课程打下基础；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基础。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决定了它在九年义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这段文字由三句话组成。第一句包括三个并列分句，前两个分句用了分号，最后一个用了句号。这就表明，“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与后面两个分句之间是并列关系，而非领属关系。也就是说课标认为语文课程起码有这样三个任务。我一直不同意这样的解读，而认为“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学好其他课程打下基础”“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基础”等，应是渗透在“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过程之中的；或者说“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学好其他课程打下基础”等可由且应由“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带动起来，而不是在此过程之外的添加剂。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其间要用两个分号而不用逗号呢？标点的使用是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尽管是最基本的部分；显然，此处的分号、逗号绝不是随意乱用的，而是课标制定者反复推敲、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这于我国语文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关系实在太大了。然而，语文课程的任务远不止于此。这段文字的第二句，由“不可替代”四字提示全体语文教育工作者，语文课程还应自觉承担“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大任务，而这段文字第三句中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则是呼应并强调了前两句中三个“为……打下基础”，“继承和弘扬……”与两个“增强”。
上面所引的课标文字是其前言中的一部分，而关于语文课程的任务应看下面的部分：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应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修养，促进自身精神成长。
文字表述确实有了变化，但内容则是完全一致的——“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修养，促进自身精神成长”是与“初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并列的任务，其实就是“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基础……”的概括而已。
不得不说，课标加给语文课程的任务实在太重太多太全了！我以为，新一代的人文教育是包括家庭、学校在内的整个社会共同的任务，不是单靠学校，更不是单靠语文一门课程所能担负得了的。
近日重温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有如醍醐灌顶，特别是身处当前语文教育的严重雾霾之中，顿时觉得眼前晴空万里。
社论开宗明义，毫不含糊地指出：“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我们基础教育的语文课程，不就是让学生“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吗？“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不就是我们语文课程的主要任务吗？“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表达何等简洁、明确，真正能把我们设置语文课程的缘由，能把语文课程的任务、内容、目的说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可谓掷地有声！
“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这九个字也让我们看见了明确的方向和正确的道路。以我之见，上引课标文字，留下第一句中的第一分句“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即可，其余全在可删之列。因为这句话就是“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从课程理论角度的表达，能够引导语文教师全心全意地把力气用在刀口上，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不言而喻，苦功要下在学好语言上，再者，下苦功一定要有时间上的保证。反观现在，中小学语文课的课时越来越少，加给语文教学的任务却越来越多，学生的语文水平从整体上看呈下降趋势是必然结果；而后来的教师就是原先没有在语文上下过多少苦功的学生，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语文水平整体越来越差的恶性循环。我曾在《漫话语文品质之三：回归语文的必由之路》[1]一文引用过一位老师《爱莲说》的教学方案，其中“目标确定的依据”第一条就写道：
课程标准的相关要求：
①在通读课文的基础上，理清思路，理解、分析主要内容；体味和推敲重要词句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
②欣赏文学作品，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
③诵读古代诗词，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注重积累、感悟和运用，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
这位老师对课标足够尊重，但也因此导致目标繁杂，过于重视分析、概括，过于重视思想、道德教育，而教学时间只有1课时。如此这般，能真正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吗？我曾经建议这位老师把教学目标简化为：“在教师引导下，学生初步读懂课文语句的意思，对课文语言简练之美、生动形象之美有所感受，能正确、流畅地朗读课文，并当堂背诵出来。”我们的课标得学一学《人民日报》这篇社论的精神，在规定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时，把分散、延伸出去的收回来，把增多、加码的减去，把不多的宝贵时间真正用于“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以期真正提升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
目前，这种在语文教学中把过多时间用于思想、品德教育的现象相当严重，十分普遍。有一篇文章义正词严地指出： 语文教学当然要以“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为目标，但这绝不是一些人所说的“根本的目标”。教育是塑造人的灵魂的教育，其根本目标是育人，它要培养学生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而不能局限于认知和技能。与其他学科相比，语文在育人上承担的责任更加重大，因为其课文内容有着最丰富的精神营养，理当在教学中用这些营养滋补学生。[2]
如此说来，“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就不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目标了？不可否认，教育必须育人；但是，不同的课程可以并且应该依据自身独特的角度、独特的内涵、独特的优势各自发挥育人的作用，具体的课程标准应从“独特”上做文章。如果每门课程的课标都只是强调“育人”这一“根本目标”，而不以自己这门课程有别于旁的课程的“独当之任”为本课程的根本目标，势必就会导致在教学实践中把不少时间花在本课程“独当之任”外的各门课程共同的根本目标上，从而影响各门课程完成自己的“独当之任”，甚至教学效果大打折扣，达不到起码的及格（指水平而非分数）要求。这样的“育人”能说是成功的吗？
我们再来看《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全文自始至终紧扣“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这一中心展开，却并没有扯到要把语言用得正确立场就必须坚定、思想就必须正确等上面去，而主要在遣词造句、文理通顺等方面做足文章。“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当然和政治相关，但也只是点到为止，如开头的“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结尾的“应当指出，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仅此而已。如果一定要在语言使用与政治思想、立场观点的关系上做文章，那么在这有限的篇幅里，“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这个主题就说不清楚，更不可能说得透彻。这篇社论目的就是要把这个主题说清楚讲透彻，正如语文这门课程就是要完成“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这一“独当之任”一样，语文与政治、品德等的关系当然也不必回避，但一般就应像这篇社论一样点到为止。
课标制定者的良苦用心，我们是充分理解的；我们也绝不否定语文和三“观”、两“感”、两“力”、两“发展”、两“传统”，还有“个性”“人格”等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客观存在的，想要否定也是徒劳。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一方面，语文之中，语文的“读写听说”之中，就有三“观”、两“感”、两“力”等；另一方面，倘若真正明白了语言之所以要这样用才正确，那样用就走样甚至错误，三“观”、两“感”、两“力”等也就在其中了，换言之，后者是渗透于前者之中的，而不是游离其外的。其中第二个方面必须稍稍展开论述，因为这是问题关键之所在。
从生成过程看，课文和所有的言语作品一样，其内容和形式是同时成就的，既不是内容决定形式，也不是形式决定内容，而是一定的内容生成于一定的形式，一定的形式实现一定的内容。朱光潜指出：“日常会话往往都是即时完成的，即边说边想。我们的思想在自发地涌现，直接走到舌端。我们并不是先形成一个概念，然后再找字词表达这个概念。当我们表现出犹豫的时候，我们表面是在调整语言，但是实际也在同时调整思想。有时我们做出改正，但是被改正的就是伴随表达的思想。意义随着表达的不同而改变。”“如果语言出了毛病，那是因为思想出了毛病。”“表达总是独一无二的。一种思想只能用一种方式精确表达出来。”[3]
从生成结果看，言语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相互依存，难解难分。两者天然地统一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没有谁。我这里说是“两者”，其实只有一个东西，即一篇言语作品本身。言语作品绝对不是内容与形式的相加之和，因为本来就不存在可以脱离形式而单独存在的内容，也不存在可以脱离内容而单独存在的形式，它们是共生共灭的。所谓两者，只是指我们去看言语作品的人在自己的脑子里（也就是说不是在客观上）从不同的侧面去关注同一篇作品的不同结果。有的人侧重“说什么”的内容，有的人侧重“怎么说”的形式。当然，实际上关注“怎么说”离不开“说什么”，反过来也一样。《人民日报》这篇社论侧重的就是怎么使用语言，而不是应当用语言说些什么，以真正达到倡导“把语言用得正确”的目的。语文教学在关注、研究课文如何把语言用得正确的同时，也就在引导学生感知、品味它所表达的思想、情感等，在我们关注、研究课文如何把语言用得正确的同时，把它所表达的一切抛在一旁不加理睬是不可思议的，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语文教师致力于启发学生学习课文如何“把语言用得正确”，实际上同时也就是在引导学生感悟蕴含其中的三“观”、两“感”、两“力”等；当然我们有时也会着眼课文的内容，直接就其内容进行必要的阐释、发挥，但往往点到为止，不会“以他乡作故乡”。从总体看，语文课程关注的焦点始终是课文如何运用语言进行表达，它与人文教育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叶圣陶曾一再说：“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4]而在我看来，本文开头所引的课标表述恰恰犯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的毛病，应当及时予以纠正，把语文教学、语文教师不必要的过重负担给减下来，在“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的康庄大道上轻装向前！
参考文献
[1]王尚文.漫话语文品质之三：回归语文的必由之路[J].语文学习，2014（12）.
[2]杨先武.也谈“语文品质”[J].语文学习，2015（2）.
[3]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九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391.
[4]叶圣陶.叶圣陶教育文集（3）[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52.
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学好其他课程打下基础；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基础。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决定了它在九年义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这段文字由三句话组成。第一句包括三个并列分句，前两个分句用了分号，最后一个用了句号。这就表明，“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与后面两个分句之间是并列关系，而非领属关系。也就是说课标认为语文课程起码有这样三个任务。我一直不同意这样的解读，而认为“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学好其他课程打下基础”“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基础”等，应是渗透在“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过程之中的；或者说“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学好其他课程打下基础”等可由且应由“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带动起来，而不是在此过程之外的添加剂。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其间要用两个分号而不用逗号呢？标点的使用是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尽管是最基本的部分；显然，此处的分号、逗号绝不是随意乱用的，而是课标制定者反复推敲、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这于我国语文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关系实在太大了。然而，语文课程的任务远不止于此。这段文字的第二句，由“不可替代”四字提示全体语文教育工作者，语文课程还应自觉承担“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大任务，而这段文字第三句中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则是呼应并强调了前两句中三个“为……打下基础”，“继承和弘扬……”与两个“增强”。
上面所引的课标文字是其前言中的一部分，而关于语文课程的任务应看下面的部分：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应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修养，促进自身精神成长。
文字表述确实有了变化，但内容则是完全一致的——“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修养，促进自身精神成长”是与“初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并列的任务，其实就是“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基础……”的概括而已。
不得不说，课标加给语文课程的任务实在太重太多太全了！我以为，新一代的人文教育是包括家庭、学校在内的整个社会共同的任务，不是单靠学校，更不是单靠语文一门课程所能担负得了的。
近日重温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有如醍醐灌顶，特别是身处当前语文教育的严重雾霾之中，顿时觉得眼前晴空万里。
社论开宗明义，毫不含糊地指出：“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我们基础教育的语文课程，不就是让学生“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吗？“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不就是我们语文课程的主要任务吗？“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表达何等简洁、明确，真正能把我们设置语文课程的缘由，能把语文课程的任务、内容、目的说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可谓掷地有声！
“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这九个字也让我们看见了明确的方向和正确的道路。以我之见，上引课标文字，留下第一句中的第一分句“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即可，其余全在可删之列。因为这句话就是“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从课程理论角度的表达，能够引导语文教师全心全意地把力气用在刀口上，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不言而喻，苦功要下在学好语言上，再者，下苦功一定要有时间上的保证。反观现在，中小学语文课的课时越来越少，加给语文教学的任务却越来越多，学生的语文水平从整体上看呈下降趋势是必然结果；而后来的教师就是原先没有在语文上下过多少苦功的学生，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语文水平整体越来越差的恶性循环。我曾在《漫话语文品质之三：回归语文的必由之路》[1]一文引用过一位老师《爱莲说》的教学方案，其中“目标确定的依据”第一条就写道：
课程标准的相关要求：
①在通读课文的基础上，理清思路，理解、分析主要内容；体味和推敲重要词句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
②欣赏文学作品，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
③诵读古代诗词，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注重积累、感悟和运用，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
这位老师对课标足够尊重，但也因此导致目标繁杂，过于重视分析、概括，过于重视思想、道德教育，而教学时间只有1课时。如此这般，能真正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吗？我曾经建议这位老师把教学目标简化为：“在教师引导下，学生初步读懂课文语句的意思，对课文语言简练之美、生动形象之美有所感受，能正确、流畅地朗读课文，并当堂背诵出来。”我们的课标得学一学《人民日报》这篇社论的精神，在规定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时，把分散、延伸出去的收回来，把增多、加码的减去，把不多的宝贵时间真正用于“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以期真正提升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
目前，这种在语文教学中把过多时间用于思想、品德教育的现象相当严重，十分普遍。有一篇文章义正词严地指出： 语文教学当然要以“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为目标，但这绝不是一些人所说的“根本的目标”。教育是塑造人的灵魂的教育，其根本目标是育人，它要培养学生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而不能局限于认知和技能。与其他学科相比，语文在育人上承担的责任更加重大，因为其课文内容有着最丰富的精神营养，理当在教学中用这些营养滋补学生。[2]
如此说来，“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就不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目标了？不可否认，教育必须育人；但是，不同的课程可以并且应该依据自身独特的角度、独特的内涵、独特的优势各自发挥育人的作用，具体的课程标准应从“独特”上做文章。如果每门课程的课标都只是强调“育人”这一“根本目标”，而不以自己这门课程有别于旁的课程的“独当之任”为本课程的根本目标，势必就会导致在教学实践中把不少时间花在本课程“独当之任”外的各门课程共同的根本目标上，从而影响各门课程完成自己的“独当之任”，甚至教学效果大打折扣，达不到起码的及格（指水平而非分数）要求。这样的“育人”能说是成功的吗？
我们再来看《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全文自始至终紧扣“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这一中心展开，却并没有扯到要把语言用得正确立场就必须坚定、思想就必须正确等上面去，而主要在遣词造句、文理通顺等方面做足文章。“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当然和政治相关，但也只是点到为止，如开头的“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结尾的“应当指出，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仅此而已。如果一定要在语言使用与政治思想、立场观点的关系上做文章，那么在这有限的篇幅里，“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这个主题就说不清楚，更不可能说得透彻。这篇社论目的就是要把这个主题说清楚讲透彻，正如语文这门课程就是要完成“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这一“独当之任”一样，语文与政治、品德等的关系当然也不必回避，但一般就应像这篇社论一样点到为止。
课标制定者的良苦用心，我们是充分理解的；我们也绝不否定语文和三“观”、两“感”、两“力”、两“发展”、两“传统”，还有“个性”“人格”等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客观存在的，想要否定也是徒劳。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一方面，语文之中，语文的“读写听说”之中，就有三“观”、两“感”、两“力”等；另一方面，倘若真正明白了语言之所以要这样用才正确，那样用就走样甚至错误，三“观”、两“感”、两“力”等也就在其中了，换言之，后者是渗透于前者之中的，而不是游离其外的。其中第二个方面必须稍稍展开论述，因为这是问题关键之所在。
从生成过程看，课文和所有的言语作品一样，其内容和形式是同时成就的，既不是内容决定形式，也不是形式决定内容，而是一定的内容生成于一定的形式，一定的形式实现一定的内容。朱光潜指出：“日常会话往往都是即时完成的，即边说边想。我们的思想在自发地涌现，直接走到舌端。我们并不是先形成一个概念，然后再找字词表达这个概念。当我们表现出犹豫的时候，我们表面是在调整语言，但是实际也在同时调整思想。有时我们做出改正，但是被改正的就是伴随表达的思想。意义随着表达的不同而改变。”“如果语言出了毛病，那是因为思想出了毛病。”“表达总是独一无二的。一种思想只能用一种方式精确表达出来。”[3]
从生成结果看，言语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相互依存，难解难分。两者天然地统一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没有谁。我这里说是“两者”，其实只有一个东西，即一篇言语作品本身。言语作品绝对不是内容与形式的相加之和，因为本来就不存在可以脱离形式而单独存在的内容，也不存在可以脱离内容而单独存在的形式，它们是共生共灭的。所谓两者，只是指我们去看言语作品的人在自己的脑子里（也就是说不是在客观上）从不同的侧面去关注同一篇作品的不同结果。有的人侧重“说什么”的内容，有的人侧重“怎么说”的形式。当然，实际上关注“怎么说”离不开“说什么”，反过来也一样。《人民日报》这篇社论侧重的就是怎么使用语言，而不是应当用语言说些什么，以真正达到倡导“把语言用得正确”的目的。语文教学在关注、研究课文如何把语言用得正确的同时，也就在引导学生感知、品味它所表达的思想、情感等，在我们关注、研究课文如何把语言用得正确的同时，把它所表达的一切抛在一旁不加理睬是不可思议的，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语文教师致力于启发学生学习课文如何“把语言用得正确”，实际上同时也就是在引导学生感悟蕴含其中的三“观”、两“感”、两“力”等；当然我们有时也会着眼课文的内容，直接就其内容进行必要的阐释、发挥，但往往点到为止，不会“以他乡作故乡”。从总体看，语文课程关注的焦点始终是课文如何运用语言进行表达，它与人文教育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叶圣陶曾一再说：“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4]而在我看来，本文开头所引的课标表述恰恰犯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的毛病，应当及时予以纠正，把语文教学、语文教师不必要的过重负担给减下来，在“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的康庄大道上轻装向前！
参考文献
[1]王尚文.漫话语文品质之三：回归语文的必由之路[J].语文学习，2014（12）.
[2]杨先武.也谈“语文品质”[J].语文学习，2015（2）.
[3]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九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391.
[4]叶圣陶.叶圣陶教育文集（3）[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