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余华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先锋小说作家,他的小说用积极的语言实验取得了良好的修辞效果。在作品背后,无边的苦难与绝望的幽默并存,给人强烈的震撼,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黑色幽默的语言风格。本文旨在分析余华两部代表作品《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中所运用的黑色幽默及其体现出的社会内涵。
关键词:余华;黑色幽默;荒诞
黑色幽默是20世纪60年代风行于美国的一个文学流派。“‘黑色幽默’之所以会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就是因为它表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代人对充满黑暗丑恶和不公正的现实社会的忧虑和绝望,却又要在幽默与讽刺中获得某种精神慰藉的复杂心理。”[1] 余华在中国新时期一直被视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而备受研究者的推崇。解读余华的小说,其间流露的黑色幽默风格是不容忽视的。传统的幽默主要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观看者总是处在一个制高点上俯瞰芸芸众生的可笑和粗鄙,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言,“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2]。传统喜剧通常带给人的总是一种放松的或者是开怀的大笑、一种自以为是的满足感。而黑色幽默则不然,作者不再让读者轻松地处于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中,而是用扑面而来的荒诞、毛骨悚然的恐惧和对真实、存在的怀疑来发人深省。余华作品中的黑色幽默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一般读者认为,《许三观卖血记》是目前余华黑色幽默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一部长篇小说。卖血是苦难的事实,只有被生活逼到走投无路时,无奈的人们才会选择这样一条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的道路。然而,如此残酷的事实在小市民平庸而艰难的生活中竟然获得了某种快意,生存的苦难让他们学会了含着眼泪讲笑话,学会了用他们的特有的方式调侃这种艰难的生活——卖血能挣钱,卖血使“身子骨结实”……卖血这一严酷的事实被不断淡化,甚至是戏剧化了。另外,江南小镇里男男女女的恩恩怨怨和琐碎、平庸的众生相,亦构成了小说中极富日常情趣的生活背景,卖血的艰辛就这样在家庭成员的打趣中得到消解。《许三观卖血记》中善良的小市民在面对苦难和死亡的威胁时,总能找到自己的一套解决方式,并且化痛苦为另外一种乐趣。“这种程度不等的黑色幽默,不仅在《许三观卖血记》的各个叙述片段中俯拾即是,而且成了贯穿整个卖血故事的基本叙事基调。”[3]
《兄弟》是余华作品中最受争议的一部长篇小说,有人说这是余华创作的一次失败的经历,然而另外一些人却认为这部小说将余华的长篇小说创作推到了一个高峰。但不管怎样,这部作品中包含了很多黑色幽默的成分,值得读者细心地去体味。例如,主人公李光头利用那些心理不健康的男人窥视漂亮女人的隐秘心理,巧妙地骗来一碗碗阳春面和三鲜面;孙伟嘴里不断念着毛主席的诗词,念的时候还加上了“呀”和“呢”,于是诗歌变成了“问苍茫大地呀,谁主沉浮呢?”;李光头领着由福利厂全体工人组成的求爱队伍去向林红宣布自己的爱情;后来,李光头雄心勃勃地设想打造自己的品牌服装,如光头牌外衣、铁匠牌长裤等;再后来,李光头在刘镇举行首届全国处美人大赛,众多爱财女人抱着自己的孩子说是李光头的,并将他告上法庭,结束这场闹剧的竟然是一张李光头早年为自己结扎的病历,使得法官们都捧腹大笑……这些仅仅是单纯的幽默吗? “不,在这里,幽默成了结构,成了叙述中控制得恰如其分的态度。”[4]这部充满戏谑和荒诞夸张意味的小说,既是对一个失控年代的反讽,又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那些血腥的味道。这样的作品让我们笑着流泪。
余华说他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而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简单的真实,“真实”是对个人而言的,是一种精神里的真实。所以余华的作品经常显示出对现实生活的怀疑和对日常经验的颠覆。“暴力”和“苦难”是余华作品中永恒的主题,也是他对人和这个世界的独特理解,他为我们敞开了一个崭新的视野。也可以说,在余华的眼里,死亡、暴力、血腥和苦难是这个世界的基本现实,或者说,是这个世界内在的本质。在此之前,中国作家对人的关注,还多是停留在人的社会属性(如“伤痕文学”)、人的文化属性(如“寻根文学”)等方面,对人的存在属性的书写,则几乎是一片空白。这二者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很显然,前者笔下的人所遇到的困境,可以在社会和文化的层面上找到解决的方案;但存在中的人不同,他的困境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你只能在“存在论”上为他寻找答案。余华的出现,绝非像他之前的作家那样,满足于对日常生活中那些表面真实的书写,而是用了极端而残酷的暴力和苦难作为其叙述的根本指向,以彻底改写人的欲望、精神、历史和文化的内在结构。余华曾说:“我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5]
作品中过多的苦难和暴力使读者感到窒息和颤抖,为了有效地缓解这种感觉,余华启动了幽默的机制,哪怕这种幽默是一种让人笑着流泪的黑色幽默,其间却伴随着因幽默而具有的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许三观卖血记》就是这样的典型,许三观一生卖了十几次血,都是被生活所逼,这种卖血人生本来就够凄凉、够悲苦了,可由于许三观的乐观和幽默,他硬是在这种人生中找到了乐趣,使悲苦的人生变得适合自己继续生活下去。一次次的卖血,在余华的笔下慢慢就变成了一幕生活的幽默剧,沉重感被缓解了,生活开始显露出它亲切的面貌。因此,幽默在余华小说中的应用,不仅是一种叙述策略,它更体现为人物的生活智慧,成了人物经历困难生活所必需的润滑剂和作料。余华说:“我想有朝一日幽默会成为我的一种理想。”[6]《许三观卖血记》开始了他对这个理想的叙述实践。余华是想通过幽默与现实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他不再对残酷的现实表示愤怒,更不愿意为了现实的苦难和血腥而仇恨什么,于是,他选择了黑色幽默这种方式,以证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宁静、平和与宽广。他在作品中对苦难进行的喜剧化处理,使得苦难成了生活的馈赠,成了生活中我们所必须经历的环节,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服从生活给予我们的全部事实。而克服生活中的不幸,靠的也只能是生活本身——生活在生产苦难的同时,也生产麻木、幽默和乐观,后者使前者变得可以忍受。这似乎就是余华发现的“活着”的哲学,其中充满了中国式的智慧。
人类一直在寻求摆脱苦难,而苦难又如影随形般纠缠着人类,这是一个西西弗斯般的难题。这就构成了某种悖论:这个世界看似有意义,看似按照正常的秩序运行着,可事实上,人在这个由人赋予意义的世界里并不可能完全按照理想的方式生活,而是极有可能处在苦难之中,人无法与这种苦难正面对峙,于是,“忍痛作趣的黑色幽默便成了绝好的精神药方和生活常态”[7]。余华正是在对现实生活和人类的生存处境有了深入的发掘后,才寻找到了黑色幽默这种恰当的方式来抒发他对生活的感叹。
由此可见,与西方标准的大刀阔斧式的黑色幽默相比,余华作品中的黑色幽默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它是一种经过自我体验的朦胧意识与拼接整合。余华用他自己对“真实”的理解,运用“黑色幽默”这种修辞手段,不仅表现了人类超越苦难时的无奈态度,更传达了作者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观念。
注释:
[1] 王正文:《约瑟夫·海勒和他眼中的美国社会》(代译序),见[美]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 杨恝、程爱民、邹惠玲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2] 朱光潜:《诗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2页。
[3][7] 余岱宗:《论余华小说的黑色幽默》,《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8年第3期。
[4] 余华:《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和玛格丽特〉》,林建法、乔阳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5] 余华,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837.htm)。
[6] 林舟:《生命的摆渡——当代作家访谈录》,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余华;黑色幽默;荒诞
黑色幽默是20世纪60年代风行于美国的一个文学流派。“‘黑色幽默’之所以会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就是因为它表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代人对充满黑暗丑恶和不公正的现实社会的忧虑和绝望,却又要在幽默与讽刺中获得某种精神慰藉的复杂心理。”[1] 余华在中国新时期一直被视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而备受研究者的推崇。解读余华的小说,其间流露的黑色幽默风格是不容忽视的。传统的幽默主要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观看者总是处在一个制高点上俯瞰芸芸众生的可笑和粗鄙,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言,“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2]。传统喜剧通常带给人的总是一种放松的或者是开怀的大笑、一种自以为是的满足感。而黑色幽默则不然,作者不再让读者轻松地处于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中,而是用扑面而来的荒诞、毛骨悚然的恐惧和对真实、存在的怀疑来发人深省。余华作品中的黑色幽默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一般读者认为,《许三观卖血记》是目前余华黑色幽默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一部长篇小说。卖血是苦难的事实,只有被生活逼到走投无路时,无奈的人们才会选择这样一条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的道路。然而,如此残酷的事实在小市民平庸而艰难的生活中竟然获得了某种快意,生存的苦难让他们学会了含着眼泪讲笑话,学会了用他们的特有的方式调侃这种艰难的生活——卖血能挣钱,卖血使“身子骨结实”……卖血这一严酷的事实被不断淡化,甚至是戏剧化了。另外,江南小镇里男男女女的恩恩怨怨和琐碎、平庸的众生相,亦构成了小说中极富日常情趣的生活背景,卖血的艰辛就这样在家庭成员的打趣中得到消解。《许三观卖血记》中善良的小市民在面对苦难和死亡的威胁时,总能找到自己的一套解决方式,并且化痛苦为另外一种乐趣。“这种程度不等的黑色幽默,不仅在《许三观卖血记》的各个叙述片段中俯拾即是,而且成了贯穿整个卖血故事的基本叙事基调。”[3]
《兄弟》是余华作品中最受争议的一部长篇小说,有人说这是余华创作的一次失败的经历,然而另外一些人却认为这部小说将余华的长篇小说创作推到了一个高峰。但不管怎样,这部作品中包含了很多黑色幽默的成分,值得读者细心地去体味。例如,主人公李光头利用那些心理不健康的男人窥视漂亮女人的隐秘心理,巧妙地骗来一碗碗阳春面和三鲜面;孙伟嘴里不断念着毛主席的诗词,念的时候还加上了“呀”和“呢”,于是诗歌变成了“问苍茫大地呀,谁主沉浮呢?”;李光头领着由福利厂全体工人组成的求爱队伍去向林红宣布自己的爱情;后来,李光头雄心勃勃地设想打造自己的品牌服装,如光头牌外衣、铁匠牌长裤等;再后来,李光头在刘镇举行首届全国处美人大赛,众多爱财女人抱着自己的孩子说是李光头的,并将他告上法庭,结束这场闹剧的竟然是一张李光头早年为自己结扎的病历,使得法官们都捧腹大笑……这些仅仅是单纯的幽默吗? “不,在这里,幽默成了结构,成了叙述中控制得恰如其分的态度。”[4]这部充满戏谑和荒诞夸张意味的小说,既是对一个失控年代的反讽,又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那些血腥的味道。这样的作品让我们笑着流泪。
余华说他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而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简单的真实,“真实”是对个人而言的,是一种精神里的真实。所以余华的作品经常显示出对现实生活的怀疑和对日常经验的颠覆。“暴力”和“苦难”是余华作品中永恒的主题,也是他对人和这个世界的独特理解,他为我们敞开了一个崭新的视野。也可以说,在余华的眼里,死亡、暴力、血腥和苦难是这个世界的基本现实,或者说,是这个世界内在的本质。在此之前,中国作家对人的关注,还多是停留在人的社会属性(如“伤痕文学”)、人的文化属性(如“寻根文学”)等方面,对人的存在属性的书写,则几乎是一片空白。这二者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很显然,前者笔下的人所遇到的困境,可以在社会和文化的层面上找到解决的方案;但存在中的人不同,他的困境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你只能在“存在论”上为他寻找答案。余华的出现,绝非像他之前的作家那样,满足于对日常生活中那些表面真实的书写,而是用了极端而残酷的暴力和苦难作为其叙述的根本指向,以彻底改写人的欲望、精神、历史和文化的内在结构。余华曾说:“我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5]
作品中过多的苦难和暴力使读者感到窒息和颤抖,为了有效地缓解这种感觉,余华启动了幽默的机制,哪怕这种幽默是一种让人笑着流泪的黑色幽默,其间却伴随着因幽默而具有的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许三观卖血记》就是这样的典型,许三观一生卖了十几次血,都是被生活所逼,这种卖血人生本来就够凄凉、够悲苦了,可由于许三观的乐观和幽默,他硬是在这种人生中找到了乐趣,使悲苦的人生变得适合自己继续生活下去。一次次的卖血,在余华的笔下慢慢就变成了一幕生活的幽默剧,沉重感被缓解了,生活开始显露出它亲切的面貌。因此,幽默在余华小说中的应用,不仅是一种叙述策略,它更体现为人物的生活智慧,成了人物经历困难生活所必需的润滑剂和作料。余华说:“我想有朝一日幽默会成为我的一种理想。”[6]《许三观卖血记》开始了他对这个理想的叙述实践。余华是想通过幽默与现实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他不再对残酷的现实表示愤怒,更不愿意为了现实的苦难和血腥而仇恨什么,于是,他选择了黑色幽默这种方式,以证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宁静、平和与宽广。他在作品中对苦难进行的喜剧化处理,使得苦难成了生活的馈赠,成了生活中我们所必须经历的环节,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服从生活给予我们的全部事实。而克服生活中的不幸,靠的也只能是生活本身——生活在生产苦难的同时,也生产麻木、幽默和乐观,后者使前者变得可以忍受。这似乎就是余华发现的“活着”的哲学,其中充满了中国式的智慧。
人类一直在寻求摆脱苦难,而苦难又如影随形般纠缠着人类,这是一个西西弗斯般的难题。这就构成了某种悖论:这个世界看似有意义,看似按照正常的秩序运行着,可事实上,人在这个由人赋予意义的世界里并不可能完全按照理想的方式生活,而是极有可能处在苦难之中,人无法与这种苦难正面对峙,于是,“忍痛作趣的黑色幽默便成了绝好的精神药方和生活常态”[7]。余华正是在对现实生活和人类的生存处境有了深入的发掘后,才寻找到了黑色幽默这种恰当的方式来抒发他对生活的感叹。
由此可见,与西方标准的大刀阔斧式的黑色幽默相比,余华作品中的黑色幽默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它是一种经过自我体验的朦胧意识与拼接整合。余华用他自己对“真实”的理解,运用“黑色幽默”这种修辞手段,不仅表现了人类超越苦难时的无奈态度,更传达了作者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观念。
注释:
[1] 王正文:《约瑟夫·海勒和他眼中的美国社会》(代译序),见[美]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 杨恝、程爱民、邹惠玲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2] 朱光潜:《诗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2页。
[3][7] 余岱宗:《论余华小说的黑色幽默》,《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8年第3期。
[4] 余华:《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和玛格丽特〉》,林建法、乔阳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5] 余华,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837.htm)。
[6] 林舟:《生命的摆渡——当代作家访谈录》,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