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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巡展，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历程中的文化交流，展现全球化与世界性的趋势。透过对展品的选择、解读以及展览内容的对比等方面的观察，从中可以发现尽管仍残余西方中心主义和冷战思维的影响，但全球化与世界性作为历史发展趋势的主流，不可阻挡。
关键词 大英博物馆 全球化 世界性 文物
0 引言
2010年，大英博物馆与英国广播公司联合制作了系列广播节目《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以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用100件馆藏文物共同讲述了一个别样的世界历史。后来，大英博物馆在此基础上推出了同名图书和展览。2014年，“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全球巡展正式启动。今年，巡展将分别于3月—5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6月—9月在上海博物馆展出。
展览跨越了200万年的历史，涵盖了世界所有地区的文明，平等地看待人类曾经存在和当代仍然存在的各个文明，力图发现每个文明自身的价值及其对人类历史的贡献。这些文物（见表1）能带来欢欣和愉悦、好奇和挑战，能提出问题，也能解答疑惑。最重要的是，它们聚集一处，全面而生动地展现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变迁，让观众在领略人类文明精华的同时，更加真切地感知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
1 从展览题目所想到的重要观念
由题目“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我们可以解读出展览的初衷——文物与历史的关系，并且历史是“蕴含”在文物中的。狭义的历史，是指以文本、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和基础材料的历史。在不同情境下文物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和诠释二者的关系，则成为本次展览面对的主要问题。
从中方策展人闫志博士推荐的延伸阅读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关于人类历史整体发展的书籍，二是关于具体一段时间内世界某个地域历史的书籍，三是关于某类物质或者器物社会功能的书籍。这充分反映了策划人的“全球史观”，同时也是整个展览的骨架和脉络。但是关于非洲、阿拉伯和近现代的内容却相对不足，这个现象也在警醒我们：“世界史”其实是人为建构的，世界性文物搜集、博物馆展览存在的固有缺陷阻碍了“世界”这一宏大概念的实现。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以物述史”的观念。本次展览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诠释事物：一方面，器物的制造是所在文明和所知“世界体系”的产物，物的各种原料产地以及制造者、运输者和销售者的籍贯、使用地、處置地，可以形成一个地理图谱，用以说明不同时期、不同文明的世界观念；另一方面器物的装饰元素、制作工艺等并非是制造文明原生的，往往受到其他文明的启发或正是文化交融的产物。可见，这个展览的出发点不是历史学的经典文本，而是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换言之，“以物述史”可以转述为“符号指代”，通过器物在社会中的关系来体现展览的主题。
2 观展体验及分析
从展览的章节单元来看，描述对象的基础在于“文明”层面。具体来说，章节标题为动词的，其主语都是“文明”；章节标题为名词的，其定语也都是“文明”。而第一、第二单元“开端”和“最初的城市”寓意了“文明起源有大致标准”；最后一个单元“我们创造的世界”则在暗示近现代社会的“世界性”。首尾的“世界性”也反映出本次展览的宗旨：立足全球视野来审视历史发展中的多元化，引导观众思考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同时可以看出，展览的结构是矩阵式的——内容和时间分别为矩阵的横纵坐标。其中，内容是指文明的共性——各个文明思考的问题有一定共性，然而在物的表现上则大异其趣。这相比传统世界史的写作范式来说（一个文明阐述完成之后再阐述另一个文明，注重文明的特性而非共性），对人类发展共性的理解和阐发是非常有利的，这实际上也是各个文明平等性观念的表现。不过需要提醒的是，这一展览结构的范式只能用来探讨“全球性”，而无法套用到某个文明的发展脉络上，“世界性”仍然是一种事后归因的建构。
具体到展品的选择，本次展览中43件（套）展品与《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一书中提及的文物相同；另有10件（套）是同类代替，即以同一文明同一类别的相似展品来代替；其余则是同时代替，即以同一文明同一时间段的其他展品来代替；此外还加入了1件（套）举办地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使展品的总数达到了101件（套）。结合展览本身的特点和世界史的书写范式来看，展览无疑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展览语境下将展品看作历史研究中破碎的“史料”，而把历史视为碎片化的；为了克服碎片化则需要用其他方式把碎片连缀起来，尽可能通过文本来展现碎片的整体意义。但不得不说，展览能够容纳的文本是有限的，对整体性的构建要通过博物馆化的手段——置展品于同一空间，创造出展厅的“参观路线”，体现展品之间的关联。
但以本次展览的实际体验来说，寻找参观路线成了一大难题。虽然展品本身具备序号，但是相邻序号展品所处的位置并不相邻，以此观展会造成为数不少的路线交叉，使得观众迷失在展厅之中；而由于展品信息的碎片化，相邻展品未必能形成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组合，也导致参观体验会被随时打断。如果观众在参观前已经对世界历史有了清晰的感性认识，那么一切就变得游刃有余，熟悉的国家、文明归属将在头脑中迅速定位。从本质上来说，这个展览是对时间和空间的压缩。如前所述，观众对空间的确定相对容易，但很少有人能把展品的时代与所在文明的社会发展状况一一对应。可见，“世界性”并非只是罗列足够多的证物，还需要大量的诠释工作。
本次展览一反常规，提供了大量的说明文本，甚至在某些展柜中使用了连续说明牌用来交代比较重要的知识背景，这与国内一些博物馆的惜墨如金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鉴于展览选择了“黑盒子”式设计，环境照度较低，展品照度较高，虽然凸显了展品的存在感，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氛围，但说明牌处于展品照明的边缘，其照度不能满足阅读的下限（60 lux），对观众的阅读造成了一定障碍。由于观众大多不具备背景知识，而展品在缺乏说明的情况下又难以理解，这些都使得本次展览的参观体验并不十分舒适。 展品不能与原书完全一致也是一大遗憾，毕竟所涉及的文物已经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而半成体系的知识团。例如《女史箴图》等明星藏品的缺席，势必将对展览的号召力带来不小的影响。但在“世界性”这一观念中，作为碎片的文物，其符号性意义显得更为重要。即在展覽中，展品的主要属性体现为对所处时间、所在文明的指代，而其本身具备的意义——功能结构、物质构成，则退居次要地位。譬如佘盆梅海特内棺（见图1），这是一件来自埃及的女性木乃伊内棺。在这里，内棺本身的功能已经不再重要，而其材料的意义则上升为展览首要传播的信息，这些源于黎巴嫩的木材、努比亚的黄金、阿富汗的青金石和两河流域的沥青，都说明了即使是古埃及这样伟大的文明，也与周边地区的其他文明产生着交流。事实上，这并非是特定展品才能实现的——同类替代和同时替代对这类信息传播的损耗非常小。
[图1 佘盆梅海特内棺]
如图2所示，本次展览以灰色为主色调，整体突出了历史感和工业化。而工业化正是最后一个单元的时代特质，在多元化意义建构出来的展览中，实属需要批判的观念。而这一观念用作形式设计的指导，可以营造出一种“疏离感”，用以告诫观众不可过分沉迷于单一展品和单一文明的叙事，要从物的层次上抽身出来反思展览的核心——世界性。而这种以今看古的形式也在诱导观众站在多个维度——全球化、所在文明、历时性、现世性，避免沦入单一价值观中。
[图2 展厅实景]
3 参观中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
世界性的多意义。通过对世界史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存在两种模式的世界性。第一种世界性是传统社会的——事实上各个早期文明都未能完整认知地球，虽然这些文明形成了各自的世界观念，但是所认知的世界仅仅是地球的一部分。直到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人类才证实地球是圆的，西方社会真正开始构建全球层次的世界观念，这就是第二种世界性，也是我们目前所使用的世界性，而踏遍地球的每个角落则是相当晚近的事情。第二种世界性在构建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摧毁第一种世界性，对于这一观念冲突，展览的阐述显然是不充足的。
世界性与全球化的差异。世界性是一种观念，即认为各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念，且可以构建出共同叙事，而全球化则是人类社会建构的社会态势，这一建构过程可能是共性的（如人类文明的多地起源），也可能是一方强加给另一方的（如近现代西方对世界的殖民和控制）。
被建构的世界性存在局限性。拥有世界性收藏的博物馆并非大英博物馆一家，法国的卢浮宫、俄罗斯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都被认为拥有足以反映世界性的收藏，然而这三座博物馆所构建出的世界与本次展览的关联性和差异性在何？这足以使我们反思世界史、世界性和全球化等诸多概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就世界史问题来说，近来日本历史学者杉山正明对其批判甚烈，甚至提出：“当然，思索人类普遍历史的学者自古便有，例如德国称为‘一般史’、‘整体史’，英美称作‘普遍史’，战前日本称为‘万国史’等，用的都是类似的概念。不过，那完全只是少数派，在欧洲内部只有欧洲史才是历史，其余皆属‘附加’的状态，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最近。”如果说各个文明的文明史都是“自然而然”的话，那么把各个文明的文明史梳理为世界史的方法论，就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话题。具体到本次展览，除了文本诠释外，空间关系也可以作为梳理世界史的方法之一，但是其效果如何还有待观众的检验。
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话语。本次展览并未回避对全球化中殖民、掠夺等负面信息的传播，甚至颇有批判的意味。譬如将“贝宁饰板：奥巴与欧洲人”和“马尼拉”钱币置于同一展柜，比照殖民地国家如何看待欧洲殖民者与自己的关系、殖民国家如何看待殖民地国家与自己的关系这两个概念，辅以对奴隶制度、奴隶贸易、废奴运动的解读，实现了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批判，但是并未对其原因做深入反思。在最后一个单元中，也没有回避现代性并非是完全的公平正义，其中也带有暴力等负面因素。尽管如此，但仍充满了浓厚的冷战表述残余，而对其他世界的负面现象——诸如世界大战、世界性经济危机等并未涉及。这一现象说明，被构建的世界史和全球化，在暗中仍有其主体（举办者以及其所在的国度，甚至是这一国度所遵行的意识形态），导致展览必然带有符合主体意志的主观性存在。
藏品来源的争议。大英博物馆是一个在殖民时代迅速发展起来的博物馆，其藏品大多从世界各地、特别是英帝国的殖民地掠夺和采集而来。虽说荟萃了世界各个文化圈的大英博物馆，的确具备诠释世界文化体系的能力。但是由于殖民体系已经解体，世界处于后殖民时代，所以大英博物馆在殖民时代获取藏品的正义性屡遭争议，面临着藏品原生国家追讨索回的压力。2002年，7国18家举足轻重的博物馆馆长在德国慕尼黑联合发表了一项《关于普世性博物馆的价值及重要性的宣言》，强调普世性博物馆（意指具备世界性收藏的博物馆）对来源于其他国家藏品的权属以及为“每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的责任。或许这一展览可以看做是大英博物馆对宣言和对世界性的回应。尹凯在《博物馆研究：跨学科的多重路径》一文中曾指出，“物的流动性带来的两种文化的相遇与碰撞……是两种不同文化语境或社会组织规范的协商与妥协”，因此上一个历史时期形成的协商与妥协，在当前历史时期遭到挑战并不足为奇，解决的方法就是新的协商与妥协。但是我们在享受世界性所带来的文化成就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其形成过程中的黑暗和罪恶一面。不妨引用杜辉在《帝国主义与文物返还叙事》一文中的观点来启发思路：所谓的“普世性”不过是现代西方博物馆为据有文物拒绝归还的又一说辞，并且与过去的普世性人文主义理想、扩大民众对艺术的了解几乎没有关系。这一术语与19世纪发明的“代为管理”等词一样，是试图掩盖殖民掠夺及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话语。事实上与博物馆声称的“文物挽救”恰恰相反，文物常常会在“管理”中遭到破坏。以大英博物馆的“埃尔金大理石雕”为例：埃尔金勋爵及其后继者对考古遗址的破坏性发掘，使它失去了完整性；西方长久以来的古典主义艺术实践及意义阐释又让它脱离原意，并误导了观众。不仅如此，被杜撰的意义常为政治及意识形态所利用。 展览的本土化。按照规则，“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巡展每到一馆举办，会选择一件当地的收藏和来自大英博物馆的其他藏品一同展出。一方面可以暗喻展覽举办国以这种方式参与了大英博物馆世界性的构建，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大英博物馆希图从世界性入手重新梳理新的秩序。此次，中国国家博物馆选择了“宣布中国重返世贸组织的木槌和中国重返世贸组织的签字笔”（见图3），显示了当代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努力，以及始终对世界敞开大门，为社会稳定做出贡献的意愿。而联想到前不久英国脱离欧盟的全民公决，这种文化对比似乎带有一种时空扭转的意味。
4 结语
“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巡展并非只是回顾历史，而是同样肩负着通过解读过去而创造未来的使命。如果要为本次展览作个简单的评价，我认为它是中国观众距离世界最近的一次文化机遇，但是在宴飨的同时，我们有必要保持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
在这个包罗万象的展览中，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有引人入胜的故事，而这100件（套）展品的组合，则构成了一部绚烂多彩的世界历史。与观众熟知的历史叙事模式不同，展览并非旨在展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或者各个文明自身的特殊性，而是通过两条线索突出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性以及相互交融、彼此影响的事实。其一，资源、技术、思想、文化的传播与共享，自古以来这种交流从未中断，造就了人类文明，塑造着文明的轨迹；其二，尽管不同文明拥有风格各异的面貌，但其共同关心、尝试解决的问题却是一致的，因此文明的差异并不是产生分歧的理由，而是可供借鉴的契机。虽然展览的主线仍然是纵向的时间线索，但是在每一部分的阐释中，上述两条线索都隐含其中，并带领观众探索社会的多样性和历史中的全球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尼尔·麦格雷戈.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M].余燕 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
[2]杉山正明.蒙古颠覆世界史[M].周俊宇 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
[3]林德尔·V·普罗特.历史的见证：有关文物返还问题的文献作品选编[M].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科技司）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4]尹凯.博物馆研究：跨学科的多重路径[J].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17（1）：67-69.
[5]杜辉.帝国主义与文物返还叙事[J].东南文化，2013（4）：11-16.
[6]中国国家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EB/OL].http：//
www.chnmuseum.cn/Portals/0/web/zt/20170301ahow/index.html
[7]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EB/OL]. http：//www.bbc.co.uk/ahistoryoftheworld
关键词 大英博物馆 全球化 世界性 文物
0 引言
2010年，大英博物馆与英国广播公司联合制作了系列广播节目《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以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用100件馆藏文物共同讲述了一个别样的世界历史。后来，大英博物馆在此基础上推出了同名图书和展览。2014年，“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全球巡展正式启动。今年，巡展将分别于3月—5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6月—9月在上海博物馆展出。
展览跨越了200万年的历史，涵盖了世界所有地区的文明，平等地看待人类曾经存在和当代仍然存在的各个文明，力图发现每个文明自身的价值及其对人类历史的贡献。这些文物（见表1）能带来欢欣和愉悦、好奇和挑战，能提出问题，也能解答疑惑。最重要的是，它们聚集一处，全面而生动地展现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变迁，让观众在领略人类文明精华的同时，更加真切地感知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
1 从展览题目所想到的重要观念
由题目“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我们可以解读出展览的初衷——文物与历史的关系，并且历史是“蕴含”在文物中的。狭义的历史，是指以文本、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和基础材料的历史。在不同情境下文物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和诠释二者的关系，则成为本次展览面对的主要问题。
从中方策展人闫志博士推荐的延伸阅读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关于人类历史整体发展的书籍，二是关于具体一段时间内世界某个地域历史的书籍，三是关于某类物质或者器物社会功能的书籍。这充分反映了策划人的“全球史观”，同时也是整个展览的骨架和脉络。但是关于非洲、阿拉伯和近现代的内容却相对不足，这个现象也在警醒我们：“世界史”其实是人为建构的，世界性文物搜集、博物馆展览存在的固有缺陷阻碍了“世界”这一宏大概念的实现。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以物述史”的观念。本次展览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诠释事物：一方面，器物的制造是所在文明和所知“世界体系”的产物，物的各种原料产地以及制造者、运输者和销售者的籍贯、使用地、處置地，可以形成一个地理图谱，用以说明不同时期、不同文明的世界观念；另一方面器物的装饰元素、制作工艺等并非是制造文明原生的，往往受到其他文明的启发或正是文化交融的产物。可见，这个展览的出发点不是历史学的经典文本，而是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换言之，“以物述史”可以转述为“符号指代”，通过器物在社会中的关系来体现展览的主题。
2 观展体验及分析
从展览的章节单元来看，描述对象的基础在于“文明”层面。具体来说，章节标题为动词的，其主语都是“文明”；章节标题为名词的，其定语也都是“文明”。而第一、第二单元“开端”和“最初的城市”寓意了“文明起源有大致标准”；最后一个单元“我们创造的世界”则在暗示近现代社会的“世界性”。首尾的“世界性”也反映出本次展览的宗旨：立足全球视野来审视历史发展中的多元化，引导观众思考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同时可以看出，展览的结构是矩阵式的——内容和时间分别为矩阵的横纵坐标。其中，内容是指文明的共性——各个文明思考的问题有一定共性，然而在物的表现上则大异其趣。这相比传统世界史的写作范式来说（一个文明阐述完成之后再阐述另一个文明，注重文明的特性而非共性），对人类发展共性的理解和阐发是非常有利的，这实际上也是各个文明平等性观念的表现。不过需要提醒的是，这一展览结构的范式只能用来探讨“全球性”，而无法套用到某个文明的发展脉络上，“世界性”仍然是一种事后归因的建构。
具体到展品的选择，本次展览中43件（套）展品与《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一书中提及的文物相同；另有10件（套）是同类代替，即以同一文明同一类别的相似展品来代替；其余则是同时代替，即以同一文明同一时间段的其他展品来代替；此外还加入了1件（套）举办地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使展品的总数达到了101件（套）。结合展览本身的特点和世界史的书写范式来看，展览无疑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展览语境下将展品看作历史研究中破碎的“史料”，而把历史视为碎片化的；为了克服碎片化则需要用其他方式把碎片连缀起来，尽可能通过文本来展现碎片的整体意义。但不得不说，展览能够容纳的文本是有限的，对整体性的构建要通过博物馆化的手段——置展品于同一空间，创造出展厅的“参观路线”，体现展品之间的关联。
但以本次展览的实际体验来说，寻找参观路线成了一大难题。虽然展品本身具备序号，但是相邻序号展品所处的位置并不相邻，以此观展会造成为数不少的路线交叉，使得观众迷失在展厅之中；而由于展品信息的碎片化，相邻展品未必能形成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组合，也导致参观体验会被随时打断。如果观众在参观前已经对世界历史有了清晰的感性认识，那么一切就变得游刃有余，熟悉的国家、文明归属将在头脑中迅速定位。从本质上来说，这个展览是对时间和空间的压缩。如前所述，观众对空间的确定相对容易，但很少有人能把展品的时代与所在文明的社会发展状况一一对应。可见，“世界性”并非只是罗列足够多的证物，还需要大量的诠释工作。
本次展览一反常规，提供了大量的说明文本，甚至在某些展柜中使用了连续说明牌用来交代比较重要的知识背景，这与国内一些博物馆的惜墨如金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鉴于展览选择了“黑盒子”式设计，环境照度较低，展品照度较高，虽然凸显了展品的存在感，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氛围，但说明牌处于展品照明的边缘，其照度不能满足阅读的下限（60 lux），对观众的阅读造成了一定障碍。由于观众大多不具备背景知识，而展品在缺乏说明的情况下又难以理解，这些都使得本次展览的参观体验并不十分舒适。 展品不能与原书完全一致也是一大遗憾，毕竟所涉及的文物已经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而半成体系的知识团。例如《女史箴图》等明星藏品的缺席，势必将对展览的号召力带来不小的影响。但在“世界性”这一观念中，作为碎片的文物，其符号性意义显得更为重要。即在展覽中，展品的主要属性体现为对所处时间、所在文明的指代，而其本身具备的意义——功能结构、物质构成，则退居次要地位。譬如佘盆梅海特内棺（见图1），这是一件来自埃及的女性木乃伊内棺。在这里，内棺本身的功能已经不再重要，而其材料的意义则上升为展览首要传播的信息，这些源于黎巴嫩的木材、努比亚的黄金、阿富汗的青金石和两河流域的沥青，都说明了即使是古埃及这样伟大的文明，也与周边地区的其他文明产生着交流。事实上，这并非是特定展品才能实现的——同类替代和同时替代对这类信息传播的损耗非常小。
[图1 佘盆梅海特内棺]
如图2所示，本次展览以灰色为主色调，整体突出了历史感和工业化。而工业化正是最后一个单元的时代特质，在多元化意义建构出来的展览中，实属需要批判的观念。而这一观念用作形式设计的指导，可以营造出一种“疏离感”，用以告诫观众不可过分沉迷于单一展品和单一文明的叙事，要从物的层次上抽身出来反思展览的核心——世界性。而这种以今看古的形式也在诱导观众站在多个维度——全球化、所在文明、历时性、现世性，避免沦入单一价值观中。
[图2 展厅实景]
3 参观中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
世界性的多意义。通过对世界史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存在两种模式的世界性。第一种世界性是传统社会的——事实上各个早期文明都未能完整认知地球，虽然这些文明形成了各自的世界观念，但是所认知的世界仅仅是地球的一部分。直到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人类才证实地球是圆的，西方社会真正开始构建全球层次的世界观念，这就是第二种世界性，也是我们目前所使用的世界性，而踏遍地球的每个角落则是相当晚近的事情。第二种世界性在构建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摧毁第一种世界性，对于这一观念冲突，展览的阐述显然是不充足的。
世界性与全球化的差异。世界性是一种观念，即认为各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念，且可以构建出共同叙事，而全球化则是人类社会建构的社会态势，这一建构过程可能是共性的（如人类文明的多地起源），也可能是一方强加给另一方的（如近现代西方对世界的殖民和控制）。
被建构的世界性存在局限性。拥有世界性收藏的博物馆并非大英博物馆一家，法国的卢浮宫、俄罗斯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都被认为拥有足以反映世界性的收藏，然而这三座博物馆所构建出的世界与本次展览的关联性和差异性在何？这足以使我们反思世界史、世界性和全球化等诸多概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就世界史问题来说，近来日本历史学者杉山正明对其批判甚烈，甚至提出：“当然，思索人类普遍历史的学者自古便有，例如德国称为‘一般史’、‘整体史’，英美称作‘普遍史’，战前日本称为‘万国史’等，用的都是类似的概念。不过，那完全只是少数派，在欧洲内部只有欧洲史才是历史，其余皆属‘附加’的状态，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最近。”如果说各个文明的文明史都是“自然而然”的话，那么把各个文明的文明史梳理为世界史的方法论，就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话题。具体到本次展览，除了文本诠释外，空间关系也可以作为梳理世界史的方法之一，但是其效果如何还有待观众的检验。
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话语。本次展览并未回避对全球化中殖民、掠夺等负面信息的传播，甚至颇有批判的意味。譬如将“贝宁饰板：奥巴与欧洲人”和“马尼拉”钱币置于同一展柜，比照殖民地国家如何看待欧洲殖民者与自己的关系、殖民国家如何看待殖民地国家与自己的关系这两个概念，辅以对奴隶制度、奴隶贸易、废奴运动的解读，实现了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批判，但是并未对其原因做深入反思。在最后一个单元中，也没有回避现代性并非是完全的公平正义，其中也带有暴力等负面因素。尽管如此，但仍充满了浓厚的冷战表述残余，而对其他世界的负面现象——诸如世界大战、世界性经济危机等并未涉及。这一现象说明，被构建的世界史和全球化，在暗中仍有其主体（举办者以及其所在的国度，甚至是这一国度所遵行的意识形态），导致展览必然带有符合主体意志的主观性存在。
藏品来源的争议。大英博物馆是一个在殖民时代迅速发展起来的博物馆，其藏品大多从世界各地、特别是英帝国的殖民地掠夺和采集而来。虽说荟萃了世界各个文化圈的大英博物馆，的确具备诠释世界文化体系的能力。但是由于殖民体系已经解体，世界处于后殖民时代，所以大英博物馆在殖民时代获取藏品的正义性屡遭争议，面临着藏品原生国家追讨索回的压力。2002年，7国18家举足轻重的博物馆馆长在德国慕尼黑联合发表了一项《关于普世性博物馆的价值及重要性的宣言》，强调普世性博物馆（意指具备世界性收藏的博物馆）对来源于其他国家藏品的权属以及为“每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的责任。或许这一展览可以看做是大英博物馆对宣言和对世界性的回应。尹凯在《博物馆研究：跨学科的多重路径》一文中曾指出，“物的流动性带来的两种文化的相遇与碰撞……是两种不同文化语境或社会组织规范的协商与妥协”，因此上一个历史时期形成的协商与妥协，在当前历史时期遭到挑战并不足为奇，解决的方法就是新的协商与妥协。但是我们在享受世界性所带来的文化成就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其形成过程中的黑暗和罪恶一面。不妨引用杜辉在《帝国主义与文物返还叙事》一文中的观点来启发思路：所谓的“普世性”不过是现代西方博物馆为据有文物拒绝归还的又一说辞，并且与过去的普世性人文主义理想、扩大民众对艺术的了解几乎没有关系。这一术语与19世纪发明的“代为管理”等词一样，是试图掩盖殖民掠夺及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话语。事实上与博物馆声称的“文物挽救”恰恰相反，文物常常会在“管理”中遭到破坏。以大英博物馆的“埃尔金大理石雕”为例：埃尔金勋爵及其后继者对考古遗址的破坏性发掘，使它失去了完整性；西方长久以来的古典主义艺术实践及意义阐释又让它脱离原意，并误导了观众。不仅如此，被杜撰的意义常为政治及意识形态所利用。 展览的本土化。按照规则，“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巡展每到一馆举办，会选择一件当地的收藏和来自大英博物馆的其他藏品一同展出。一方面可以暗喻展覽举办国以这种方式参与了大英博物馆世界性的构建，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大英博物馆希图从世界性入手重新梳理新的秩序。此次，中国国家博物馆选择了“宣布中国重返世贸组织的木槌和中国重返世贸组织的签字笔”（见图3），显示了当代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努力，以及始终对世界敞开大门，为社会稳定做出贡献的意愿。而联想到前不久英国脱离欧盟的全民公决，这种文化对比似乎带有一种时空扭转的意味。
4 结语
“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巡展并非只是回顾历史，而是同样肩负着通过解读过去而创造未来的使命。如果要为本次展览作个简单的评价，我认为它是中国观众距离世界最近的一次文化机遇，但是在宴飨的同时，我们有必要保持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
在这个包罗万象的展览中，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有引人入胜的故事，而这100件（套）展品的组合，则构成了一部绚烂多彩的世界历史。与观众熟知的历史叙事模式不同，展览并非旨在展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或者各个文明自身的特殊性，而是通过两条线索突出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性以及相互交融、彼此影响的事实。其一，资源、技术、思想、文化的传播与共享，自古以来这种交流从未中断，造就了人类文明，塑造着文明的轨迹；其二，尽管不同文明拥有风格各异的面貌，但其共同关心、尝试解决的问题却是一致的，因此文明的差异并不是产生分歧的理由，而是可供借鉴的契机。虽然展览的主线仍然是纵向的时间线索，但是在每一部分的阐释中，上述两条线索都隐含其中，并带领观众探索社会的多样性和历史中的全球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尼尔·麦格雷戈.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M].余燕 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
[2]杉山正明.蒙古颠覆世界史[M].周俊宇 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
[3]林德尔·V·普罗特.历史的见证：有关文物返还问题的文献作品选编[M].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科技司）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4]尹凯.博物馆研究：跨学科的多重路径[J].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17（1）：67-69.
[5]杜辉.帝国主义与文物返还叙事[J].东南文化，2013（4）：11-16.
[6]中国国家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EB/OL].http：//
www.chnmuseum.cn/Portals/0/web/zt/20170301ahow/index.html
[7]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EB/OL]. http：//www.bbc.co.uk/ahistoryofthe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