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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八三年，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市颁布了一项反色情文艺的法令，禁止所有色情文艺的“制作、出售、展览或发行”。八十年代初，正是政治新右派冒头的时期，新上台的总统是里根，色情文艺禁令与当时的政治风向显出合流之势，让美国各界自由派人士忧心忡忡。美国民众自然也有觉悟，纷纷以保卫宪法为名掀起反对的声浪，最后，联邦地区法院判定该法令违宪，因为它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剥夺了公民发表言论的自由。联邦上诉法院第七巡回法院认可地区法院的判决，并且，联邦最高法院拒绝重审这一裁决。此事虽已消停，但反色情运动的学术资源提供者、杰出的女权主义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却背负起了反性、反言论自由的恶名，无论是自由主义哲学家德沃金还是保守派大法官波斯纳，抑或是同属女权主义阵营的盖尔-鲁宾，都纷纷向她发起批评。
对于来自各方的或理性克制或刻薄恶毒的批评，麦金农大多数时候并不理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完全没脾气。比如在多年后的耶鲁法学院校友日的发言中，她抓住机会扔出一句依地语老话“小头一硬，大头着粪”，把那些批评她的男性知识精英狠狠调侃了一把。对于那些担心她倒向右翼保守势力的人，她则用安慰的语气说：我很清楚自己在与谁同床。因为右翼所使用的不过是陈旧的道德逻辑，而她知道自己并非是在附和这些道德逻辑，“这种指控只是那些淫秽品制作人拿来吓唬自由派的，不值一提”。面对误解，她处之泰然。
众人皆将麦金农视为靶子，她却并未将他们视为真正的敌人。那么，她以笔为剑，用力刺向的对手是谁？谁，才是她真正的敌人？
二
先回顾一下发生过的那些论争和针对她的批评。第一位出场的，是在当今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法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他在《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一书里专辟两章来展现他与麦金农围绕色情文艺的那场笔战。这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学术辩论赛，双方立场坚定且文风个性鲜明，他们同在美国宪法的框架下，深入讨论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冲突以及消极自由内在的冲突，将对作为公民自由保护神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理解和对以赛亚·伯林提出的两种自由概念的认识一步步推向深入。
麦金农认为，色情文艺导致女人无法就其受到暴力的处境发声，男人的言论自由压制了女人的言论自由，消极自由内部存在冲突。另外，女人应当和男人在言论自由上是平等的，那么，主张言论自由（即保护色情文艺）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与旨在提供平等保护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之间也存在冲突，所以应从保护女性受到平等对待的角度出发，取消色情文艺作为言论的资格。德沃金的回应是，言论自由仅仅就是以赛亚·伯林意义上的，排斥外在的人为障碍的基础上去做什么的消极自由，它并不包含着还要求他人能足够领会并尊重某人真实意见的权利，也就是说，色情文艺不需要为是否造成了对某些群体（比如女性群体）的声音的抑制而负责，正如嘲笑某些愚昧学说可能会限制这些观点的传播和阻碍人们对这些观点产生兴趣，但嘲笑依然是言论自由，是人们表达意见的权利。对于麦金农构设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与第十四修正案之间的冲突，德沃金则不以为然，他认为第一修正案对平等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因为第一修正案是保护所有人的言论自由，这就是一种平等即“形式平等”的体现，所以，第一修正案中的自由权并非平等的敌人，只是平等这枚硬币的另一面。至于麦金农所要求的女性与男性在言论自由权上的实质平等，在德沃金看来，是存在走向专制的风险的，他不能接受。
保守派大法官理查德·波斯纳对麦金农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她的色情文艺会导致性暴力增加、会影响女性地位的观点上。德沃金也曾就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其理由和认识论与波斯纳也颇为相似。波斯纳相信经验研究的结果，他引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统计学上的证据来驳斥麦金农的观点。因为，这些证据都不能证明色情文艺会影响强奸发生率。针对色情文艺影响女性地位一说，他举出丹麦和瑞典作为反例。在他看来，丹麦和瑞典都是女性解放和女性政治权力的要塞，足见色情并不必然影响女性的地位。波斯纳还半带嘲讽地说，真不理解麦金农这样的女权主义者为什么会主张禁止色情文艺，色情文艺难道不正是体现了性自由、性解放这些女权主义所应该认同的价值吗——须知，性道德保守人士也是对色情文艺持激烈反对态度的，他们的反对理由正是色情会产生性自由及其伴随者即现代的解放了的女性。反对色情文艺的女权主义者事实上是在附和性道德保守派，是在与后者同流合污，这种有着内在矛盾的行动逻辑在波斯纳看来也是颇令人费解的。
在麦金农与德沃金、波斯纳表面的观点之争背后其实是长期存在的自由主义与激进女权主义之争。德沃金认为第一修正案并不与平等相悖，因为它为所有人提供了平等的表达言论的机会，而这一认识正是麦金农认为的自由主义的一大局限所在，即无视事实上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只谈抽象的平等。在抽象平等的概念中，女性被默认为是与男性一样的个体，在此基础上，再在法律上规定二者的平等地位，女性似乎就自然能实现与男性的平等。麦金农说，自由主义的理论进路的问题就是，在面对问题时，拿起了“让我们假设”的方法论，就好像是说，我们可以到达我们要去的地方，只要我们假装我们已经到了那儿，并且据此制定规则。
至于他们用实证资料反驳麦金农观点的做法，也是麦金农所认为的自由主义的另一个局限，即经验主义的认识论。麦金农并不相信通过这种以科学性和客观性自居的认识论可发现女性的真实。所谓的客观性，在表面上是以不介入的姿态保持距离和没有任何特殊视角地去观察事物，但是事实上我们不可能站在真空中、无立场地观察和思考问题。男性的视角或观念已经深嵌于社会现实之中以至于它本身的特殊性是不可见的。正是这种男性特权的不可见为性别不平等提供了完美的保护。而所谓的观察中的科学性，本身存在着一种非常男权中心的观念，科学因此也是实现宰制的核心工具之一。
那么，什么才是女性的真实？除了女性的普遍无权，麦金农对此并没过多的说法。而男性，她认为，他们拥有依照他们的欲望图景去创造世界的权力。以色情文艺为例，通过将女性作为性奴役和性虐待的对象来表现，色情文艺已成功地构建了女性被统治和屈从的形象，它的危害在于女性也会认为自己就该如此并以此作为理解自我的一个参照。对她这一观点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人中，有一位是凯特·米利特，由她撰写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论著《性政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女权运动中流传甚广。米利特指出，男性作家描写性行为是强权和支配观念的反应，同时，作为文学表征的女性形象和作为社会现实的女性之间是有联系的。因此，米利特是以强权和支配观念在当代文学中描写性行为时所发挥的作用来论证性问题中的政治内涵。可以说，这一方法论后来被麦金农直接移植到了有关色情文艺的论述中，即色情文艺里的被权力操纵的女性形象会影响到社会现实中的女性，因此，眼前所见的，并非女性的真实，而是权力话语所建构起来的女性的形象和所谓的有關女性的“真实”。 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来看，米利特和麦金农的方法显然过于“主观”，但从米利特和麦金农的立场来看，罔顾弥散在现象世界的权力因素，将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视为获取真实的唯一方法才是真正有问题的。而与精神分析更相关的深入社会潜意识层面进行分析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揭示经验主义的方法所发现不了的真实。女性主义电影研究者劳拉·穆尔维关于电影的研究也佐证了麦金农的有关色情文艺会影响到男性之于女性的看法的观点。穆尔维指出，摄像机一般都是由男性导演控制着的，这就使男性成为观看行为的主动发出者，女性成为这种观看行为的被动接受者和对象。当观众接受了男性导演的镜头的时候，他也就接受了男性的观看角度和立场。观众于是从男性窥淫癖的角度和电影“缝合”在一起，这样，电影的观众与压迫女性的性别系统达成了某种共谋。
如此说来，德沃金和波斯纳应当算是麦金农的敌人了。因为自由主义常被视为是父权或是男权的，当代许多女权主义者表明自己极为反对自由主义，也与麦金农的影响不无关系。麦金农还一度强调女权主义应当是一种独立的新理论。但是我们看到，尽管麦金农挑战了自由主义的认识论假设，也对抽象平等提出了批评，但她使用的基本概念如自由、平等，仍是脱生于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更像是对自由主义的完善，而不是放弃自由主义的原则。也许，将麦金农的工作视为自由主义自身内部的对话的一部分而非与自由主义对抗的一部分来理解要更为恰当一些。
三
那么，来自女权主义阵营内部的那些批评者，她们是不是麦金农的敌人？以人类学家盖尔·鲁宾为例，她和麦金农一样，也是致力于为各种受压迫者寻找抵抗压迫和获得解放的方案。但在色情文艺的问题上，她与麦金农有着不同的看法。
鲁宾和麦金农的分歧集中体现在如何处置“性”这一范畴上。是将性与社会性别联系起来，作为女权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还是应当将性独立出来，单独进行性与权力关系的论述？在麦金农那里，性和社会性别是关联紧密的两个核心概念，二者相互影响。她认为：“性的意思不是仅仅（乃至不是主要）由言词和文本决定的，它是由世界上的社会权力关系决定的，通过这种过程也产生了社会性别。”“性本身就是两性不平等的动力，性别差异是性别统治的一个功能，一种依据社会性别而进行的关于社会权力分配的性理论，该理论中这种性实质上就是使性别分工成其所是的性，这种性是男性支配的……”
从这些表述可以看到，麦金农认为，女性这个性别就是被性化的。“女性的意思是女性特质，这意味着对男子的吸引力，也即性的吸引力，即男子意义上的性的可用性。”女人的被性化，不只是体现在话语层面，还体现在现实层面，各种公共领域或工作场合，都无一例外对女性外貌提出要求，也就是对女人“性”的要求。
这种性的性别等级化以及性别等级的性化，可以视为麦金农对父权社会权力关系的一个简洁的概括。所以，色情文艺自然而然地成为她集中火力进行抨击的对象。因为，在色情文艺中，女性似乎将被强奸视为一种乐趣/情趣，她们愿意这样，因为她们就是被动的，但同时又是会做出反应的。麦金农指出：“女性的被假设的、对性加以拒绝的权力，其实是她缺乏实际的权力以阻止性的发生。”
鲁宾起初也是和麦金农持相似的看法，但在看到反色情运动愈演愈烈并似乎有与右翼合流之嫌时，她感到了不安，她甚至还用到了“法西斯主义”“boring”这些词语来表达她对这场运动的厌恶与痛恨。为了表明和麦金农的不同看法，鲁宾在《关于性的思考》一文中重新阐释了和她的成名作《女人交易》不同的、对于性与社会性别关系的认识。她认为，女权主义的概念工具是为了发现和分析以性别为基础的等级制，在性别与性分层重叠的方面，这样的女权主义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女权主义是关于性别压迫的理论，不等于也是关于性压迫的理论，性与社会性别应该分开来论述。
要注意的是，麦金农所說的压迫，是性领域中存在的性别压迫，但在鲁宾这里，性与性别无关，性是一个独立的范畴，但本身存在着分层，她所说的压迫，是基于“性分层”的压迫。所谓性分层，就是权力出于规训的需要而建立起符合其价值目标的性规则，并将多样的性实践按照合规与否划分为不同等级，如好的和坏的，正统的和非正统的，正常的和非正常的，道德的和非道德的……高等的性也即正统的、正常的性总是在试图压迫低等的性。鲁宾就是要为这些所谓低等的、不符合主流文化的性发声，宣称其合法、自由，让它成为每个人的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看，性就脱离了社会性别，只存在性的等级，不涉及性别等级。反色情文艺，极大地妨碍了性的多元、独立和自主，并有可能和右翼道德保守势力一起，推波助澜，加重对性的压迫。尤其是里根上台之后，同性恋、性工作、色情媒体和其他已被污名的性实践的现实和法律处境日趋恶化，她认为自己必须站出来，制止这股反色情运动的潮流。
麦金农与鲁宾，一个引导着反色情运动，一个反对“反色情运动”，二人本应是水火不容才对。但是细究理路，并不能说她们是完全对立的。她们都是为权力的弱势一方争取权利：麦金农看到的是性别压迫的弱势一方，如女性还有儿童;鲁宾是关注性压迫中的弱势一方，即性少数群体。麦金农是让更多不可见的受害者得到浮现，鲁宾则是为愉悦张目，为人们从权力之手中争取属于他们的性自由。更有必要指出的是，鲁宾和麦金农还有很多的共同点，比如都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对马克思主义在解释与阶层无涉的性别压迫问题上的不足进行了反思;比如都认识到了性与权力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都对等级制容忍无能，并都以性的问题作为论证的核心环节，展望“平等”这个共同的乌托邦。与其说她们是敌人，不如说是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有共识的、在不同战线上并肩作战的战友。
而且，在实践中也能看到，一味地强调性的突围，并不见得能实现平等这一目标。因为能够更多地享有性的，可能更多是居于更高社会阶层的人。另外，假如是以性愉悦来抵御资本主义，效果也非常有限。事实上，资本会迅速地对性愉悦做出反应，制造出更多的色情文艺并在国家法律的保护下进一步扩张势力范围，性的商品化和人的物化未见减弱，资本巨鳄的力量却更加雄厚。
四
那么，麦金农真正的敌人是谁？
在集中反映了麦金农理论雄心的《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一书的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认识论和政治论是同一个不平等的硬币之互相作用的两面，一旦国家被看到以法律推行其认识论的方式参与了男性统治的性别政治时，一种既是社会的也是分立的、既是概念的也是应用性的国家理论就变成是可能的。真正通过分析法律上的静态权力和把国家权力的本性认定为男性，使这项研究摆脱了马克思主义而走向了独立的女性主义。”笔者以为，这段话可以视为开启麦金农理论大门的那把钥匙，在这扇大门打开之后，她真正视之为敌人的那个庞然大物也就显现出来了。
在对于女性的认识上，如麦金农与德沃金、波斯纳的论战中所显示的，她认为，是不存在关于女性的真实的。而女性的处境和正式的政治理论有关，二者展现的正是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所以，女性需要不断用她的经历去弥补认识论层面的空缺，对政治理论做出一份独特的贡献。在麦金农看来，女权主义不是什么通过数据的方式获得的新视角，而是提供一种重新思考何谓“认知”的新方式，在这种新的认知中，女性是具体的，不是一个统一的、均质的单位。
从认识论到政治论，这里面有个中间环节，就是如何认识国家的角色。麦金农将国家视为男性权力的全权代表，将法律视为推行国家/男性对于女性的认识方式的工具。重构法律，就是在认识论层面重构对女性的认知，并借此达到在政治论层面的对既有国家理论的颠覆。在这里，重构工作必然涉及构建了性认知的法律，既有的法律是如何认识女性的，重构工作便是对它的纠正。例如在美国法律中，强奸曾被定义为“未经妇女同意，强迫与之发生性关系”。在麦金农看来，“未经妇女同意”的说法简直多余，因为好像这意味着女性有可能对“被强迫”表示同意一样。纠正之后的强奸罪定义只强調该行为是否“违背了妇女的意志”。同理，当色情文艺得到法律许可，就意味着已经形成了女性是性虐待和性奴役对象的法律认知，因此需要反对将这类色情文艺视为言论自由并纳入宪法保护。而这一切的工作都指向国家理论的重构，即最终建立起一个融入了女性经验在内的新的国家理论。
那么现在可以回答了，麦金农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真正性别平等的世界，她的敌人是这个恒久、稳固的父权国家以及与其暗通款曲的跨国资本，在今天，它们还与网络和高科技联合起来，让色情文艺更为发展壮大无远弗届。如此看来，麦金农仿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西西弗斯，不断地试图撬动父权国家这座权力大厦的根基。只是她比西西弗斯要幸运一些，看到了法律因她的努力而发生的些微改变。正如将其视为“当今美国最为知名的十位法学家”之一的哈克尼所说的那样，麦金农可谓单枪匹马，重新调整了法学界在观察有关女性之议题时的视角。
（《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美]凯瑟琳·A.麦金农著，曲广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二00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