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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二0一六年第十二期刊载有刘桂生先生的文章《从文字误译到精神扭曲—〈孙子兵法〉英译本的历史教训》（以下简称“刘文”），断言《孙子兵法》根本就没有军事威慑的内容。通篇阅读此文，发现考据存在问题。
刘文断言：孙子的军事思想中，根本就没有军事威慑的内容。
案：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军事威慑”思想涵泳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实践追求中，恰恰是《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极精彩处。
首先，这种起于军事斗争实践的高阶智慧渊源有自。“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儒家和兵家是中國成熟最早的思想流派。雏形期的儒家，确立对内的秩序；雏形期的兵家，依靠战争手段拓展族群生存的空间。战争带来的思考是：如果在打败对方的同时，己方也有损失，难道不是灾难？先贤们在流血中悟出兵学的高阶智慧：不流血让敌对力量臣服！这种智慧薪尽火传，生生不息。从大禹时代的“涂山之会”到周武王的“孟津观兵”，再到齐桓公的“召陵之盟”，虽是青史中的点点亮光，却辉映着“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不懈追求。
其次，讨论《孙子兵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应界定在军事斗争实践范围之内。《孙子》本为先秦诸子之学，专言用兵之事。或许出于更大的期待，后世更偏爱称之为《孙子兵法》。凡“兵法”均有实践属性，若无补于军事实践，再好的兵法也就是一纸具文而已。《孙子兵法》是有待战争考验的思想体系，一十三篇中，直接以“凡用兵之法”为起首句的有五篇，计有《作战》《谋攻》《军争》《九变》《九地》等，其他各篇篇首立论也无一不关涉军队使用。《孙子兵法》“军事威慑”思想的主要内容涵泳在《谋攻》《九变》《九地》等篇中。诸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故上兵伐谋”“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屈诸侯者以害”，等等，堪称典型的“军事威慑”思想。孙子还提出“威加于敌”的直接效果是“其众不得聚”和“其交不得合”，从而形成他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威慑战略”。
第三，“军事威慑”是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主要手段。在《谋攻》的题目之下讲“不战而屈人之兵”，落脚处在于“屈人之兵”。具体地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是“谋攻”的原则，实施“军事威慑”是谋攻的方法。其一，“军事威慑”纯属武装力量使用层面的事情，须以实力为后盾。没有实力就不能形成现实军事威胁，再高超的谋略也走不远。其二，“军事威慑”不是“战”与“不战”问题，而是如何付诸“屈人之兵”的行动。“就是要在一定的时机把自己的力量和决心以一定的方式传递给对方，使之受到强烈的震撼而不得不收敛其原有的图谋妄举。”其三，“‘威慑’即是通过较力而达到攻心的效果。威慑实施的目的，最终是要使对方服从于己方的意志。因此，它不仅是实力的运用和较量，更是决策者之间一场心理意志的斗争”（吴如嵩、苏桂亮：《孙子兵学大辞典》，白山出版社二0一五年版，140页）。
第四，“‘不战而屈人之兵’不仅在当时是有意义的，而且在今天也有其指导意义”（吴如嵩：《孙子兵法新说》，解放军出版社二00八年版，72—73页）。最早注意到核武器具有威慑作用的是法国军事学家米克谢，他说：“原子武器被一个国家垄断时，是一种任何时候都极为危险的进攻工具，但在三个国家拥有原子武器的今天，原子武器使用的可能性就消失了；它的存在除了起一种警告敌人不要使用这种武器的作用外，别无其他作用。”（《原子战略的遗产》，军事科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90—91页）最早将“不战而屈人之兵”与核武器相联系，提出新的战略理论的是英国军事学家利德尔·哈特。他在一九六三年为塞缪尔·格里菲思的《孙子兵法》英译本所作的序言中指出：“由于足以导致人类自我毁灭，带有灭绝性质的核武器研制成功，更加完整地重新翻译《孙子兵法》一书的必要性更为增大了。”他还在《战略论》一书中写道：“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享誉军事理论界的“间接路线战略”，便由此脱胎而来。
刘文举证的文献根据值得商榷。
（一）刘文举证的军事专家们的“理论根据”就是这样一段话：“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毁。”（《孙子·九地篇》）
案：刘文所引《九地》篇中的“故其城可拔，其国可毁”，在末尾处赫然出现一个“毁”字。即便将存世的有关《孙子》的版本以及所有中间形态的注校本搜罗殆尽，均为“隳”。刘文认为“拔人之城，毁人之国”的出处是《九地》篇，出处存疑。
（二）刘文确认美国军事专家福斯特所言“通过‘威慑’而‘拔人之城，毁人之国’”的文献证明出自《孙子兵法·九地》篇。
案：查找对比《孙子兵法》原文，“拔人之城，毁人之国”应出自《孙子兵法·谋攻》篇中的“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而非刘文所言《九地》篇中的“其城可拔，其国可毁（应为‘隳’）”。称福斯特的“理论根据”来源于《九地》篇，似乎不妥。
（一）刘文列举的英译本并不存在“政治观念方面”的错误。
1.刘文认为，在孙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哪里会有什么国与国之间互相“结交”“缔交”的事情发生呢？
案：此论不符合历史实相。首先，周代诸侯国之间可以独立交往。晋文公称霸后，规定诸侯必须朝聘霸主。推至孙子生活的时代，楚、吴、越皆以王者自居，“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左传·哀公七年》）。诸侯国之间为争夺人口和土地互相厮杀，哪里还有工夫赶到周天子召集的盟会上竞言和对辩？
2.刘文认为，所谓“不养天下之权”，说的是“不侍奉周天子的权威”。
案：此论与文献不合。首先，《孙子兵法·九地》讲“用兵之法”，议论都应界定在“用兵”的范围。所谓“权”，曹操注为“天下诸侯之权”，杜牧注为“机权之计”，陈皞注为“威权”，张预注为“权力”（《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一九九九年版，260页）。三家英译本的翻译基本相符。刘文引入社会伦理观念解读兵书，将“天下之权”意译成“周天子的权威”，难免有些主观。
一
刘文断言：孙子的军事思想中，根本就没有军事威慑的内容。
案：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军事威慑”思想涵泳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实践追求中，恰恰是《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极精彩处。
首先，这种起于军事斗争实践的高阶智慧渊源有自。“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儒家和兵家是中國成熟最早的思想流派。雏形期的儒家，确立对内的秩序；雏形期的兵家，依靠战争手段拓展族群生存的空间。战争带来的思考是：如果在打败对方的同时，己方也有损失，难道不是灾难？先贤们在流血中悟出兵学的高阶智慧：不流血让敌对力量臣服！这种智慧薪尽火传，生生不息。从大禹时代的“涂山之会”到周武王的“孟津观兵”，再到齐桓公的“召陵之盟”，虽是青史中的点点亮光，却辉映着“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不懈追求。
其次，讨论《孙子兵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应界定在军事斗争实践范围之内。《孙子》本为先秦诸子之学，专言用兵之事。或许出于更大的期待，后世更偏爱称之为《孙子兵法》。凡“兵法”均有实践属性，若无补于军事实践，再好的兵法也就是一纸具文而已。《孙子兵法》是有待战争考验的思想体系，一十三篇中，直接以“凡用兵之法”为起首句的有五篇，计有《作战》《谋攻》《军争》《九变》《九地》等，其他各篇篇首立论也无一不关涉军队使用。《孙子兵法》“军事威慑”思想的主要内容涵泳在《谋攻》《九变》《九地》等篇中。诸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故上兵伐谋”“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屈诸侯者以害”，等等，堪称典型的“军事威慑”思想。孙子还提出“威加于敌”的直接效果是“其众不得聚”和“其交不得合”，从而形成他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威慑战略”。
第三，“军事威慑”是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主要手段。在《谋攻》的题目之下讲“不战而屈人之兵”，落脚处在于“屈人之兵”。具体地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是“谋攻”的原则，实施“军事威慑”是谋攻的方法。其一，“军事威慑”纯属武装力量使用层面的事情，须以实力为后盾。没有实力就不能形成现实军事威胁，再高超的谋略也走不远。其二，“军事威慑”不是“战”与“不战”问题，而是如何付诸“屈人之兵”的行动。“就是要在一定的时机把自己的力量和决心以一定的方式传递给对方，使之受到强烈的震撼而不得不收敛其原有的图谋妄举。”其三，“‘威慑’即是通过较力而达到攻心的效果。威慑实施的目的，最终是要使对方服从于己方的意志。因此，它不仅是实力的运用和较量，更是决策者之间一场心理意志的斗争”（吴如嵩、苏桂亮：《孙子兵学大辞典》，白山出版社二0一五年版，140页）。
第四，“‘不战而屈人之兵’不仅在当时是有意义的，而且在今天也有其指导意义”（吴如嵩：《孙子兵法新说》，解放军出版社二00八年版，72—73页）。最早注意到核武器具有威慑作用的是法国军事学家米克谢，他说：“原子武器被一个国家垄断时，是一种任何时候都极为危险的进攻工具，但在三个国家拥有原子武器的今天，原子武器使用的可能性就消失了；它的存在除了起一种警告敌人不要使用这种武器的作用外，别无其他作用。”（《原子战略的遗产》，军事科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90—91页）最早将“不战而屈人之兵”与核武器相联系，提出新的战略理论的是英国军事学家利德尔·哈特。他在一九六三年为塞缪尔·格里菲思的《孙子兵法》英译本所作的序言中指出：“由于足以导致人类自我毁灭，带有灭绝性质的核武器研制成功，更加完整地重新翻译《孙子兵法》一书的必要性更为增大了。”他还在《战略论》一书中写道：“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享誉军事理论界的“间接路线战略”，便由此脱胎而来。
二
刘文举证的文献根据值得商榷。
（一）刘文举证的军事专家们的“理论根据”就是这样一段话：“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毁。”（《孙子·九地篇》）
案：刘文所引《九地》篇中的“故其城可拔，其国可毁”，在末尾处赫然出现一个“毁”字。即便将存世的有关《孙子》的版本以及所有中间形态的注校本搜罗殆尽，均为“隳”。刘文认为“拔人之城，毁人之国”的出处是《九地》篇，出处存疑。
（二）刘文确认美国军事专家福斯特所言“通过‘威慑’而‘拔人之城，毁人之国’”的文献证明出自《孙子兵法·九地》篇。
案：查找对比《孙子兵法》原文，“拔人之城，毁人之国”应出自《孙子兵法·谋攻》篇中的“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而非刘文所言《九地》篇中的“其城可拔，其国可毁（应为‘隳’）”。称福斯特的“理论根据”来源于《九地》篇，似乎不妥。
三
（一）刘文列举的英译本并不存在“政治观念方面”的错误。
1.刘文认为，在孙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哪里会有什么国与国之间互相“结交”“缔交”的事情发生呢？
案：此论不符合历史实相。首先，周代诸侯国之间可以独立交往。晋文公称霸后，规定诸侯必须朝聘霸主。推至孙子生活的时代，楚、吴、越皆以王者自居，“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左传·哀公七年》）。诸侯国之间为争夺人口和土地互相厮杀，哪里还有工夫赶到周天子召集的盟会上竞言和对辩？
2.刘文认为，所谓“不养天下之权”，说的是“不侍奉周天子的权威”。
案：此论与文献不合。首先，《孙子兵法·九地》讲“用兵之法”，议论都应界定在“用兵”的范围。所谓“权”，曹操注为“天下诸侯之权”，杜牧注为“机权之计”，陈皞注为“威权”，张预注为“权力”（《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一九九九年版，260页）。三家英译本的翻译基本相符。刘文引入社会伦理观念解读兵书，将“天下之权”意译成“周天子的权威”，难免有些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