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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题是想通过对邵东县民间组织(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 in countryside，简称为NGO in countryside)的实证研究，探讨农村民间组织重新兴起的原因、运行机制以及它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选择这个题目，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认识。一、从现实上看，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问题。其核心在于切实了解农民的需要，保护好农民自身的利益。而目前基层财政紧张、基层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不作为造成了农村治理的空位。这就需要有一个代表农民自身利益的机制。这种利益表达机制，不应该是从上而下强加给农民的，而应该是农民自发形成的。当代乡村社会的善治，不能单靠政府或者市场解决，要靠多方参与其中，共同解决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通过农民自身的组织来协助政府治理好乡村，表达农民的利益诉求才是真正可行之道。二、从历史上看，乡村乡绅主导的乡村自治在中国社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到了近代由于政治格局的变换，士绅社会在国家政权扩张情形下逐步解体，民间组织才退出了政治权力之外。然而深受儒家文化浸淫的中国社会一旦有了合适的时机其原有的传统又会抬头。1978年以后，在农村中蓬勃发展的民间组织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现行制度下，民间组织承担了正式组织没有能够提供的公共物品的供给任务，弥补了村庄治理中的缺失。并且，有了民间组织的参与，对基层政权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提升了村庄的民主化程度。农村中民间组织的迅速发展，使它成为了中国式公民社会进程中最重要的力量。中国民主的现实与西方政治学理论的提出背景有较大的区别。在西方，一般认为所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越高，其民主意识越强。而中国却恰恰相反，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反而较强，在维护自己的权利、以及政治参与上都有较大的积极性。这些农村中的民间组织弥补了政府的空位，对正式组织形成制约，促进政治公开化，提升了公民的民主意识。这样也就决定了中国的市民社会之路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进路。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微观实证法，资料来源于文献法、无结构访谈法、观察法和问卷统计。研究的对象主要是1978年以后在湖南省邵东县出现的民间组织，以个案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 在以往的中国研究中，很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形就是深受西方的概念及方法论的束缚，成果常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及需要脱节，易沦为点缀，在研究的深度、广度和适应性上难以扩展。因此，在研究中国乡村民间组织时，我尤其注重不能忽视传承的文化、心理因素的影响，力图选择一种本土化的模式来进行分析。基于以上的原因，在对邵东的民间组织进行研究时，在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采用上，尤为注意。通过对当下众多的非政府组织理论的分析，最终选取了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网络分析的框架下，以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分析为基础，整合以往学者对中国乡村社会中之关系理论成果，对乡村民间组织进行研究。 本文通过对邵东县民间组织的实证研究，拟在众多研究者的基础上将乡村社会中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分为情感性的关系和工具性的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中国人独有的社会资本。而亲亲决定的社会结构由爱有差等导致了信任有差等。情感性的关系可以分为先天的情感性关系和后天的情感性关系。 先天的情感性关系是基于血亲基础上的，具有差等性、无偿性、延伸性，主要是家庭、家族、宗族，他们是农村中首要的社会资本;后天的情感性关系主要是指后天结成的姻亲关系，婚姻关系扩大了亲属网络，使人们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农村社会中，通过通婚来扩大彼此的交往面。而先天的情感性关系在农村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尤其在对于民间组织的形成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工具性关系，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无功利色彩的、不图回报的情感性关系，而是一种工具性的交往。它是后天生成的关系，注重的是彼此交往中有可能获得之资源，交往的目的在于获得情感或物质的回报。后天的工具性关系是按照人们居住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际之间交往的密切程度来划分的，主要指人与人之间后天形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按照交往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地缘性的关系和业缘性关系，在每一种关系内部依照人们彼此亲密的程度同样具有差等性，是扩展中的社会资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是沿着这种差等性区分的。在农村中，朋友关系的形成与地缘、血亲有密切关系，故不再单独列出讨论，而是纳入情感性或工具性关系中讨论。许多学者所强调的“自己人”、“外人”也是按照先天的血亲与后天形成的关系来探讨的。 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是情感性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但在进入市场经济后，工具性关系慢慢凸显其重要性。文章通过对个案的实证研究，揭示先天的情感性关系在民间组织形成中的作用。文章主要研究了三个不同的民间组织个案，分别代表了血缘、地缘、业缘性关系。从研究中可以发现，文珍基金会代表的血缘性关系其实就是情感性关系;而老龄会、校友会所代表的地缘、业缘性关系就是工具性关系。中国乡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其实是在“亲亲”下的，以血缘亲疏为基础的外推模式，宗族是中国人人际关系的根源，深埋地下，无论它扩散有多远，它始终是根。在中国农村中，血缘和地缘相结合的方式在中国农村中根深蒂固，但是与血缘相比，地缘处于劣势。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地缘是和血缘结合在一起，显现它的作用的。地缘性的关系的直接好处就是扩大了人们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所以有相当部分的民间组织是以地缘为主。在中国农村中，血缘、地缘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是血缘和地域的有机结合。工具性关系不同于情感性的关系，是后天培养起来的。但是它可以通过联姻、认干亲的方式产生新的情感性关系，就象榕树垂下的根须一样，扎根下去，就形成了新的另一轮的情感性关系。将外人转化为自己人，形成新的信任关系。但是在乡土社会中，由于社会交往少，工具性关系也相对较少，可利用的社会资本也较少，制约了业缘性民间组织的发展。即使是发展起来的组织由于诚信度的缺乏运作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所以农村中的民间组织大部分还是以血缘、地缘为主。 相对工具性关系而言，人们对先天的情感性关系信任度更大，而先天的情感性关系导致的信任模式正是“亲亲之杀”。亲亲是传统中国人人际交往的重要特征，在农村中，仍然保留了这种传统。按照亲属关系的远近程度，区分他们值得信任的程度。由爱有差等到信有差等，所谓的亲亲就是形成了一个无穷的递减数列。而这种“亲亲之杀”，也正是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的理论基础。乡村的民间组织的形成、转型也正是沿着“亲亲”的路径转换的。论文试图说明在当下的中国乡村组织中，先天的情感关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不能也不可能抹杀掉的。工具性关系的拟亲化过程实际上是情感性关系的一种复制。 本文由八章构成。第一章主要是研究的缘起，文献回顾和讨论，研究方法、主要概念的界定，并对论文的基本思路，分析框架和基本内容等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指出为什么选用社会资本和关系理论作为分析工具。 在对本文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进行介绍后，第二章接下来论文分析了近代民间组织的历史传承，并对近代民间组织的变迁进行了考察，试图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把握邵东民间组织的发展脉络。在详细介绍邵东县近代民间组织的发展类型后，提出全能政府下的同志式关系的主导地位导致了民间组织的萎缩。然而，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由于公共供应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使得当代民间组织重新发展起来，它们承担了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能。 第三、四、五章选取了三个不同的个案进行研究，分别代表了血缘、地缘和业缘型民间组织。其中代表血缘的文珍基金会是邵东檀山铺乡一个以张氏宗族为主的一个跨地域的民间教育基金会，旨在为本族张氏后人提供必要的教育资助和奖励。目前已经成为当地一个有影响的民间基金会。在对文珍基金会的组织机构和运作过程的描述，文章着重指出农村民间组织中“能人”的作用。第二个个案是分析地缘性民间组织，论文中代表地缘的老龄会在基层政权中起到了提供公共产品的作用，文章分析了民间组织的一大目的其实是培育良好的社会规范，服从共同的社会成员创造的社会资本。第三个个案通过对代表业缘的湖南大学邵东校友会的运作过程的详细描述，着重阐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间组织的内部矛盾产生原因以及关系和法制的问题。 论文在对三个个案进行经验描述的基础上，抽绎出中国乡村人际关系的模式，情感性关系与工具性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与组织发展等问题，它们构成了本文最后两章讨论的内容。论文试图以包括先天和后天的情感性关系以及地缘与血缘的工具性关系为交叉维度，构建体现中国乡土社会“爱有差等”到“信有差等”之特征的“关系”框架。为了验证文章中的核心理论，第六章试图通过量化的方式进一步检验中国人的关系信任模式以及这种信任模式如何转换与衡量。 最后论文对民间组织的前景作了展望，指出乡村民间组织的存在弥补了政府的空位，对正式组织形成了制约、监督，促进了政治公开化，这是一条中国式的公民社会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