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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改革开放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的民工潮开始出现，对此最为直观的表象就是每年的春运，电视里播放的火车站那涌动的人潮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九十年代后，大量开始在城市生根的民工把自己的家人和孩子也带到城市来，于是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浮上水面。
从最初的打工者自办的流动儿童学校到国家政策开始出台专门的流动儿童教育的法规，有意识的引导流动儿童教育向教育公平发展，学术界和教育界也开始积极面对流动儿童教育带来的新的课题。从最早的调查报告到从各个角度(如社会学和人口学)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和政策建言，短短四五年，流动儿童学校从一种无声的状态过渡到了今天，开始能够以一种整体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研究者正是在对流动儿童教育有了一个整体的大概判断以后，尝试用一种不一样的方法对流动儿童学校这一中国式的独特教育现象进行研究。从一个具代表性、组织结构健全的流动儿童学校个案的分析入手，研究者和研究伙伴一起花了半年多时间对这个学校的各个人群(学生、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家长)进行深度访谈和焦点追踪，并集中于学校生存策略的产生机制及其效应上。从这所学校产生出来的生存策略诸如——安全至上、让学生获得满意的成绩、飞地、校车亏本经营、构建社会支持网络等等，未必是所有流动儿童学校的生存策略，但是其生产的机制和效应，会让我们有机会踩上一个很不一样的位置，对流动儿童学校这种具中国特色的教育现象作出一番新的理解。
正由于这种理解，让研究者回看国家政策之制定并看到它的两难困境——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反而违背它的初衷；同样，研究者也看到学校层面校方与家长互相推诿，简单归因从而导致学校发展的组织困境。
正如一句格言所说，摆开这两个层面的困境犹如“现在你已经一头将墙撞开”，但是，“在隔壁的小室里，你还想怎么做?”。改变的话题不可避免的成为研究者必须要认真面对的真问题。事已至此，研究者不敢纠缠于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而是直接面对问题情境，设计一套行动方略，试图在学校这一层级作出组织层面的一些松动，让当事人双方(校方和家长)都可以看到一种学校发展的新的可能。
在作出一些参与式的行动介入和反映时，研究者并不置身事外，而是直接以一种支持者的角色出现，与当事人双方共同面对两难的组织困境。在与组织成员协同前进的过程中，研究者经验到一种深层次的组织生态和文化，对教育组织的生长特性又有了新的认识。
正如研究者在结语中所言，改变不求多快好省，却注重方向感很强的逐步改进，相信这也是我国持续性发展的真意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