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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论世为我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注重人物命运，解释历史现象。《红楼梦》研究不仅是现代中国学术的肇始，也是学术政治化的发端。本文通过对20世纪以来《红楼梦》研究与批判的考疏与阐释，梳理了建国以来《红楼梦》研究政治批判的来龙去脉，揭示了几代《红楼梦》研究专家学术生命与政治命运的浮沉，分析了当代政治与思想、文化变迁的关系以及知识界和整个社会被强行纳入政治体制与改造的过程，反映了当代知识政策与文化权力的运作机制。 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胡适共同任职于北京大学，关系融谐之际，两人在《红楼梦》的研究上却发生意见对立，进而公开辩论。北京大学建立之初，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国立综合性大学，亦为当时最高学府。这场震动全国学术界的大论争，在红学史上确定了新旧红学的界限，亦促进了学术的繁荣与思想解放。当时蔡元培是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是北大教授，皆为思想界和学术界的领袖人物，他们之间的论争，使人跷首凝眸，格外关注，在红学史上有重大影响。争论的实质，是红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不同所引起的冲突，不可能很快一方被另一方说服。胡、蔡两人使彼此之间的论争严格保持学术论争的特点，观点寸步不让，却不失自由主义学者之胸襟。蔡元培、胡适之间的红学争议，早已落下帷幕。与胡适谨严的学术考证之比较，蔡元培的索隐确乎有一定的猜谜成分。因为《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确实是可能的，但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故而，胡适之新红学观点出，蔡元培等索隐旧说渐行式微。今天看来，更应予以珍视的是当年那场讨论自由而宽容的学术氛围。 红学大师俞平伯对《红楼梦》研究的缘起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受胡适、顾颉刚"整理国故"的影响，当时北京的政治局势与气候都令他感到烦闷，此时的俞平伯以"研红"为"消夏神方"，找寻一个避风港来寄托自己的情感。卅年后，俞平伯藉以躲避风雨的港湾，变成了一场政治风暴的发源地，也使俞平伯陷入了这场风暴的中心。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科举制的废除，文化的断裂。知识分子的位置和功能发生巨大变迁，如何从传统的"士"转变为现代分工意义的专业学人，其间有许多纠葛矛盾。而国家重建的艰难及政治斗争的暴虐，更加剧了知识分子的处境艰难。《红楼梦》中男女情爱的心理微澜、精致的审美品位、幻灭人间的悲剧精神、严丝合缝的章法结构甚至暗语谐音等等，都可以成为知识分子籍以寄托才情的舞台。 李希凡与蓝翎因合写两篇评论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论文，不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称他们为"两个小人物"，把他们的文章称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李希凡与蓝翎被毛泽东称为新生力量的代表，由默默无闻的业余文艺爱好者成为当代红学的重要评论家与代表性人物。这以后"小人物"的称谓在神州大地不胫而走。毛泽东将《红楼梦》视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注重从政治斗争与社会历史的视角阐释解读之，以满足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现实性需求。他对《红楼梦》的文学地位评价甚高，将阅读《红楼梦》作为普通国民的基本素养。他认为，《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部，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而且可与世界名著媲美。此一识见，亦可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毛泽东之于《红楼梦》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和1973、1974年的"全民评红"浪潮，从而主导了建国后《红楼梦》研究的命运。其阅读理念和研究方法对1949年后的《红楼梦》研究有着主体性影响，使人们看到了以阶级斗争为表达方式的《红楼梦》研究。他对《红楼梦》的评论不乏真知灼见，但其个人的看法与国家的文化政策与政治运动紧密相联，视《红楼梦》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将对这本巨著的研究变成了一片急流险滩。由于毛泽东的干预，红楼梦问题的讨论，顿时成为轰动文坛的大事。人物命运的浮沉变化亦随之显现出来:李希凡与蓝翎鲜花簇拥，成为新生力量的代表;一生从事于学术与政治毫无瓜葛的俞平伯，被扣上一顶"资产阶级唯心论代表者"的帽子。从1954年9月至1955年，各地报刊发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267篇，以《人民日报》、《文艺报》与《光明日报》的批判最为权威，影响也较大。《红楼梦》研究批判表明:思想改造从一般意义的政治层面转向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学术研究领域，即使冷僻的古典文学也概莫能外。此后，新红学影响式微，新红学的创始人胡适成为政治与学术批判的靶子。以李希凡等人为代表的"阶级斗争论"红学开始取得红学研究的正统地位，但这一地位的获取并非有赖于开放自由的学术争论。对于《红楼梦》研究而言，是根据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不是红学发展的内在逻辑(inner logic)所致。随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在学术界展开与深入。 "文革"开始后，在"破四旧"的口号下，《红楼梦》一度被视为"禁书"。从1966年到1972年，整整7年没有一篇红学论文。但是从1973年开始，由《红旗》杂志出面发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评《红楼梦》运动(简称评红运动)，组织了各种评论《红楼梦》的写作组。1973年全国重要报刊发表评红文章约100篇左右。1974年，评红与"批林批孔"运动相结合，形成了评《红楼梦》运动的高潮，当年发表评红文章约360余篇。总体而言，此时《红楼梦》研究的宗旨在于批林批孔、反修防修，为当前的现实斗争服务，它是政治宣传与政治斗争的工具，是全能政治(totalism)的体现。大量评红文章皆从"阶级斗争"这一特定概念出发去寻觅论据，片面强调这一观点，并非从《红楼梦》的客观本体及其特性特点中作具体研析而得到的结论，这可称之为革命红学或政治红学。它是建立于压倒一切的"一元文化"的惯性之中，这种惯性来源于官方对公共空间和私人生活的全面掌控。 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社会的命运开始改变。学术界开始对革命红学与极左文艺路线作出了深刻反思。1978年以后的拨乱反正，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则从政治化的红学逐步复位到在"回归文本"的前提下，将文本研究、文献研究、文化研究相互融通。这本书的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多姿多彩的局面。当然，此种局面的出现，首先是渊源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思想的多元化，学术刊物的创办，学会的成立，学术队伍的壮大，海内外红学交流的增加，从多方面将《红楼梦》研究推向了新的平台。 全文透过对《红楼梦》当代命运这一典型案例的考证与研读，折射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知识谱系，反映了一个时代变迁的风光云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