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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张在近代有着广泛影响的报纸，《大公报》见证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忠实地记录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的追求和进程，不仅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而且其本身的转型和变迁也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爱国、民主、自由、发展”的心路历程。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大公报》被中宣部指定为财贸政治部的机关报，兼及国际政治经济新闻报道。作为一张财经系统的主要报纸，《大公报》见证了中国20世纪50、60年代经济领域里的发展变化，见证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坎坷经历，发挥了时代变迁的参与者和监督者的作用，部分体现了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价值。为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探索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注脚。 本文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1953-1966年新中国经济建设时期，从《大公报》完成公私合营到成为财贸战线的机关报，再到1966年停刊这一历史阶段。1962年开辟的《世界经济》栏目为当时稍嫌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盟友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成就的报道，为广大经济建设工作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意义重大。1964年创刊的《经济评论》在理论上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进行把脉梳理，汇聚了一批经济学界的理论精英，他们敢于鸣放，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 本文试图从《大公报》所反映的历史现实出发，来考察《大公报》在新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中的价值和作用，希望能从一个侧面了解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决策和得失，了解一个新闻媒体在重大历史变革面前所扮演的角色。本文所关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发挥媒体的监督职能，如何处理好新闻媒体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如何使整个社会有机体步入良性循环状态。 最后，本文得出结论: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前提下，建国后的《大公报》将社会责任和民众利益放在较高的地位上，充分发挥了公众舆论的服务与监督职能。但是随着政治对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影响的日益加剧，《大公报》的这种服务与监督职能呈现出日益弱化的特点，而这种弱化，实际上正反映了国家与社会生活的极端不正常，在泛政治化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政治利益高于一切，社会和谐、民众生活的优劣归于次席。当然，在一定历史阶段，采取这样的政策具有一定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从长远来看，国家、社会、人民应该处于一个和谐发展的整体圈子里，三者互为依存，共同成长。单独强调某一方面都可能导致国家与社会发展误入歧途，其中，重视公众舆论的建构和发展又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公众舆论作为国家与社会张力之间的缓冲器，它的功能和作用发挥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 在国家、社会与公众舆论这三个层面的关系问题上，《大公报》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标本，认真挖掘其存在过程中的问题和价值，对于促进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