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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长期高速增长，众多学者试图去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在无法用传统的增长理论来解释之后，学者们把目光转向了我国的制度体制。以钱颖一、Weingast等为代表的“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学派引领了一次研究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热潮，但是此理论也存在着缺陷，不能解释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投资现象（周黎安，2004），并且此理论也没有打开地方政府这个黑箱。周黎安(2004)把研究视角深入到地方政府背后的官员，试图去打开这个黑箱，他认为地方政府官员之间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考核指标的晋升锦标赛，因此，在晋升锦标赛下地方官员有很强的激励去发展当地经济，同时，由于中央采取相对绩效考核机制，地方官员就没有动机与周边地区的官员合作，从而表现出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投资盛行。 本文是在晋升锦标赛理论上的扩展，吸取其长处，弥补其不足。本文也把研究视角焦距于地方政府背后的官员，保留其地方官员追求政治晋升的逻辑分析框架，同时也强调地方政府官员追求自身的私人经济利益，这也是目前以政治晋升理论研究地方政府行为的文献所忽视的地方。通过建立这样一个地方政府官员在同时面临着政治激励和经济激励条件下进行决策的研究分析框架，我们可以较好地解释目前存在的一些经济社会问题，比如财政预算超收和腐败问题等等。以此分析框架也可以发现不易被觉察到的现象，比如官员腐败行为的地区间策略互动。以此分析框架也可以为某些热点问题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比如从企业寻租和官员腐败的视角来解释区域市场分割现象。本文正是沿着这样一个提出分析框架、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的逻辑思路来展开研究的。 本文第二章在回顾了财政分权这个制度大背景之后，总结了“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和“晋升锦标赛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分析框架，后面章节以此框架进行研究。 我国为什么会存在持续大规模预算超收现象，并且各地区有很大差异。本文第三章基于1995-2010年间我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这种预算超收现象是内生于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以及官员治理体制当中的。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扩大了地方官员追求自由裁量权的动机和能力，从而对预算超收产生正向影响;而地方官员为追求政治晋升而与周边地区竞争所产生的晋升压力对预算超收有负面影响。本章同时也发现，官员晋升压力增大会削弱财政分权对预算超收的正向影响;而财政分权程度增大则会加强官员晋升压力对预算超收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一效应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尤为显著。 中国的腐败问题和其取得的经济成就一样引人瞩目，为了制定有效的反腐败措施和策略，必须首先弄清腐败形成的根源，以便对症下药。本文第四章研究了财政分权、政绩偏好与地方官员腐败之间的关系。与现有文献认为财政分权对腐败产生单向影响不同，此章节考察了财政分权对腐败的非线性影响。此章在传统研究公共支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腐败因素，建立了一个包含家庭、厂商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内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腐败呈现倒U型影响，且这一关系受到地方政府对经济绩效偏好程度的影响。进一步地，使用中国30个省1998-2010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证实了以上理论假说，即:当财政分权程度较低时，分权会恶化腐败问题，但政绩偏好的提高能够弱化这一恶化效应;而当财政分权较高时，分权会缓解腐败问题，而政绩偏好又可以放大这一缓解效应。 研究我国腐败的文献越来越多，但是现有文献普遍忽视了官员腐败行为在地区之间相关性，更不用说探讨造成此相关性的理论机制。本文第五章以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和官员治理机制作为分析问题的切入点，构建了一个契合中国地方政府决策环境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并基于中国30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1998-201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地方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地区间策略互动。本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地方官员腐败行为不仅与本地区的特征有关，而且与竞争省份的腐败行为有关，地区间腐败行为存在着显著的策略互动，并且表现为空间策略互补型，即如果竞争地区官员降低腐败水平，那么本地区官员也会相应降低腐败水平。这一结论对不同的模型估计方法、空间权重设定、腐败指标的度量等具有稳健性。本章结论有利于充分认识到地方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策略互动，这对于防治腐败，完善相对绩效考核机制具有政策意义。 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区市场分割是我国经济运行的一大顽疾。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第六章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企业寻租和官员腐败，来理解区域市场分割，本地企业向地方政府官员行贿以寻求保护，地方政府官员接受本地企业的贿赂，进而设置市场壁垒来保护本地企业免遭外地企业竞争，本章建立了一个简易动态博弈模型将上述思想模型化，理论分析发现，寻租活动越猖獗，腐败程度越严重，该地区的市场分割就越严重。进一步地，本章运用中国28个省1988-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上述理论假说。这意味着在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总结来说，本文的贡献主要有六个方面。第一，本文构建了一个从地方政府官员角度分析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框架，尝试着打开地方政府这个黑箱，强调将官员晋升激励和经济激励结合起来，作为分析地方政府行为的框架。第二，现有研究财政预算超收的文献仅限于描述性分析，缺少系统严格的研究性分析，并且很少深入到财政预算超收现象的本质。针对此问题，本文沿着地方官员的视角进行了分析。与现有文献相比，除了在研究视角上更新颖、更系统之外，本文还利用1995-2010年我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进行了严格的实证分析。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论和实践都有重要意义。首先本文验证了地方政府官员有追求财政预算超收的动机，这从另一方面来讲，也验证了本文构建的分析框架的合理性;其次，这也引起大家对财政激励的思考，地方政府到底是面临财政激励还是财政超收激励;最后，本文的结论为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预算超收问题提供了思路。第三，从本文构建的研究分析框架出发，建立了一个财政分权与腐败之间联系的一般均衡模型，从模型中推导出财政分权与腐败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据作者所知，还没有学者对财政分权与腐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研究。在研究腐败的影响因素方面，虽然有学者也从官员治理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比如从官员交流和任期，但是还没有学者研究官员政绩偏好对腐败的影响，本文在这个方面也作了贡献。第四，在研究腐败影响因素的文献中，很少有文献考虑腐败行为在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本文考虑了这种影响，并且从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晋升锦标赛角度来分析地方政府官员腐败行为在空间上的相互影响，强调腐败是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治晋升所采取的一种策略性行为，而在政治晋升锦标赛模式下的官员相对绩效考核体系是地区间腐败行为相互影响的重要因素，这丰富了学界关于地方政府官员腐败行为内在动机的认识。第五，在国内空间静态面板模型运用方面，本文也做出了一定贡献。国内在构建此类模型时，基本上只考虑包含空间滞后项（SAR模型）或者空间误差项（SEM模型）的空间面板模型，很少考虑这两者同时存在的情形。本文就从这方面入手，把空间滞后项和空间误差项同时纳入模型，使用稳健的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GS2SLS)和新近发展、更加渐进有效地MLE方法进行估计。第六，与现有文献主要从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财政激励以及地区分工激励的角度来解释地区市场分割视角不同，本文提出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即从企业寻租和官员腐败的视角来考察。不仅如此，本文来构建了一个简易的动态博弈模型来说明具体的影响机制，也从实证角度验证了此机制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