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论文研究的是从控制烟草消费的角度探讨我国烟草专卖制度改革问题。医学研究结论表明，烟草消费是导致世界八大疾病死因中的主要危险因素。烟草制品作为一种特殊消费品，在其向世界各地传播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吸烟与控烟的对立与斗争。基于对全球烟草流行趋势及对人类健康状况的影响分析，2003年《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签订则在世界控烟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随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根据WHO系列报告的主要精神和指南制定相应控烟政策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包括:提高烟草税率和价格，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保护人们不受二手烟危害，警告所有人烟草的危害，为希望戒烟者提供帮助，以及仔细监测烟草流行和预防政策的情况。其中提高烟草税被认为是一项最为有效的控烟措施，尤其是对抑制青少年人群吸烟的效果更为明显。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数据显示，到2010年为止，我国总吸烟人数为3.56亿，有7.4亿人受到二手烟伤害，中国15岁以上人群总吸烟率为33.5％，男性为62.8％，女性为3.1％。造成如此烟草消费局面的根源何在？政府、民间组织和公众需要如何面对如此局面？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探讨和思考的。控烟与不控烟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 中国特有的烟草专卖制度无疑增加了控烟问题的复杂性。对此，目前国内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对烟草专卖制度自身问题的研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专卖制度的运行效率;专卖制度对我们国家的税收贡献能力;专卖制度行政垄断对烟草行业的影响。争论焦点是:专卖制度存与废与否？专卖制度未来改革路径？如何提高提高烟草业国际竞争力和市场效率等。二是因吸烟而引发的公共卫生问题，由此引发大量从公共卫生的视角探讨控烟问题的研究文献，主流观点认为增加税收是控制烟草消费的主要手段，很显然这种研究模式忽视了中国特有的烟草专卖体制。而缺乏从公众健康和控烟角度探讨烟草专卖制度未来改革趋势，不能说不是研究的一种缺憾。实践已经证明:在中国谈控烟绕不开烟草专卖制度。 在这样背景下，笔者思考这样的问题:专卖制度下烟草业在高速发展和利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社会成本。我们如何化解这一矛盾？基于我国烟民数量和烟草危害的客观事实及对如何保护消费者健康和利益的反思，也基于烟草业对财政贡献的税收效应和改革现有烟草专卖制度的思考，本论文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采用比较、实证分析方法，试图从一新的视角，即从控制烟草消费的角度，利用现有文献资料数据，探讨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烟草专卖制度的改革取向和发展路径，尝试从控烟的层面提出专卖制度变革的政策建议。 本论文首先就烟草流行现状及经济影响做出基本的梳理，为后面各章继续讨论中国专卖制度的改革提供一个逻辑起点。烟草的广泛流行给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本论文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控烟的必要性:烟草是有害上瘾品，吸食烟草具有负的外部效应。大量的经验数据和流行病学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烟草行业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凸显负值，烟草行业的负效应日益增大，控烟势在必行。西方国家的控烟经验已经给明确控烟标杆:在影响烟草消费诸多因素中，提税是控烟的最好手段。但中国特有的专卖制度消解了这些措施所应产生的实际效果，所有控烟措施受到相关利益的阻碍。本文采用的相关数据显示增税并没有有效抑制中国的烟草消费量，提税可以降低消费这一国际控烟标杆在我国并没有发挥应有效应。 本文对控烟的理论基础做了深入探讨。制度经济学和管制经济学是烟草专卖制度实施的理论基础，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了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考察中国烟草专卖制度变革;国家管制制度在烟草专卖的体现主要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烟草价格管制，税收管制及烟草业的进入壁垒管制。但烟草产业专卖管制的重点不应只是获取巨大税收效应，而是如何使管制在维护人类健康、减少烟草的外部性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而理性上瘾理论则指出吸烟也和其他消费选择一样是受理性选择支配的，该理论的出现为各国控烟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但吸烟会产生外部效应，但吸烟者为此支付的成本往往小于产生的社会成本。因此，吸烟产生的外部性才是政府要对烟草业进行管制的原因。 通过对中国当代专卖制度的运行机理、基本特征和主要弊端作出深度剖析，进一步对中国历代专卖制度的功能变迁过程进行系统的逻辑梳理，明确专卖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尽管筹集财政收入是历代王朝专卖制度的核心功能，但专卖制度的功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化和调整以适应当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笔者从控烟的角度对烟草专卖制度的合理性和延续性提出一定质疑，即使仅从运行效率上考虑，当代烟草专卖制度也需作出适当变革。 在烟草产业链的整个生产流程中存在多重博弈关系和相关利益主体，烟草行业作为高税收行业，自然受到相关利益群体的高度关注，每一利益主体都会代表不同群体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进而影响烟草行业的利益分配格局。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卖机构及其从属行业和烟农等利益集团固化了烟草专卖制度下的利益格局，控烟效果不佳的的主要根源在于不同集团的利益诉求差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专卖机构本身在整个烟草专卖体系中具有不同目标函数，控制烟草消费会对他们利益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文就各利益主体的分析和论证对论文核心论点的形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控制烟草失败的体制性根源是政企合一的烟草专卖制度:专卖机构和烟草公司合二为一，专卖机构又负有监管和控烟职责，在如此看似矛盾的体制下，作为监管机构如何担当起控烟职责。本论文从专卖机构阻碍控烟的行为、利益诉求、专卖立法的价值倾向及专卖制度限制烟农的种植自由几个角度深入剖析控烟不力的体制性根源。而烟草业财税体制的设计强化了专卖制度的实施力度，阻碍控烟进程的有效推进，由此导致中央政府也缺乏控烟动力。上述关于影响控烟效果的制度性因素及财税分配关系的讨论构成第六章的论述主体。 在前面几章从不同角度探讨问题的基础上，第七章提出烟草专卖制度的改革建议: 如文章题目所显示，本文主要从控烟的视角探讨我国专卖体系改革问题，前述讨论告诉我们，我国当前控烟障碍主要是制度性的，因此解决之道需要从制度上寻找突破口。本文认为重塑专卖制度的价值取向是有效推进控烟进程首要考虑问题，核心理念是:专卖制度的核心功能应该是监督、控制烟草消费，而非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如何实现这一核心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需要政府部门的项层设计，毕竟保护公众健康是政府重要职责所在，无法回避。而加强控烟的组织建设、调整专卖机构职能、推进控烟的法律进程、启动我国烟草企业的产权改革、协调控烟进程中不同角色职能、提高烟草税的控烟效果等几个方面则是就如何完善适合我国控烟需要的专卖制度提出的尝试性改革建议和制度设计，即是专卖制度核心价值理念的具体实施步骤，也是对前面几章内容作出的总结性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