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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特别为世人所瞩目。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也十分明显。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靠外延投入增加来驱动，与资本和劳动的高投入和高能耗联系十分紧密。长远来看，要实现中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必须努力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达此目的，最为重要的途径是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水平。这不仅符合中国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而且符合世界发达国家所积累的历史经验。 生产率研究在中国已有较长历史。近年来众多专家学者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引进并尝试运用生产函数方法开展生产率研究，测度中国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获得了一批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本文对综合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以期从“温故”中得到新认识。但是，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到，或由于对综合要素生产率理解上的局限，或由于统计数据资料的限制，或受制于各种特定目的，关于中国综合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无论在方法、数据应用，还是测算结果的解释力等方面，一直没有获得普遍认可的研究成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研究方法和结论的差异却为人们深入理解综合要素生产率提供了多种思路和开阔的视野，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观点和丰富的理论依据。 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发现学者们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1)前期研究侧重于模型，但模型的优劣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和意见。(2)经济学家对指标理解和产出弹性系数的确定存在局限。(3)资料的障碍。(4)许多研究带有特定的功利目的，影响了测度结果的客观性。 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看，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水平，是与它的科学测度密切联系的。进入新世纪以来，仍有不少学者在对综合要素生产率进行着持续而努力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借鉴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发达国家的测算方法，对综合要素生产率测算的基本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和具体选择，其中包括测算模型的选择、基本变量的选择、基本参数的设定。其中最核心的工作是借鉴已有研究的经验，充分开发最新获得的统计资料，选择既符合经济学意义，又符合统计学思想的产出、劳动投入、资本投入的统计指标并予以估算。 本文选取加入时间参数的C-D生产函数，作为一个对经济整体高度概括的计量模型，其理论性质比较符合中国现实状况，其相对较为简约的形式也比较契合在我国统计数据相对缺乏情况下的实证分析;产出量数据采用根据价格指数缩减后形成的1952年价国内生产总值(GDP)时间序列。劳动投入量数据采用国民经济核算中劳动者报酬总额来反映。用劳动者报酬表示劳动投入量有其合理性，一是可以准确地反映劳动强度和劳动质量的变化对劳动投入量的影响;二来可以避免我国不充分就业带来的对劳动投入量的高估;然后利用居民消费水平价格指数对序列进行缩减。资本投入量选用国民经济核算历史资料中资本形成存量净额，这是因为用其来反映资本投入较为全面，不仅包括有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无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而且还包括生产单位购进的原材料、燃料和储备物资，以及生产单位生产的产成品、在制品和半成品等存货的价值。估算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时，分别采用无约束和有约束(即α+β=1)的生产函数模型，代入相应数值后，根据计量方法（即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进行估算。最终以1980年为分界点，将1952-1980年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分别确定为0.216和0.784，1981-2002年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为0.558和0.442。 随着我国政府统计工作改革的逐步深化，近年来许多经整理的历史资料陆续面世，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提供了比过去要系统得多的资料条件。最大限度地利用好上述历史资料，本着科学和实用的原则，完成对中国1952年以来各年和各历史阶段综合要素生产率变动状况的测算，具体分析评价综合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通过实证分析，最终得出结论:1953年到1980年，总的来说我国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是上升的，在此期间年均TFP增长率为1.26％，产出中有20.21％是由于生产率水平提高的结果。1981年到2002年，TFP增长率开始渐趋平稳，TFP年均增长率为0.95％，对产出的贡献率为10.01％，并没有改革前的增速快、贡献大。可见，我国建国以来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取得的，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十分有限。这种数量型的增长模式本质上属于外延型或粗放型扩大再生产，它本身就限制了技术改造和技术更新的开展，不利于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鉴于上述研究，得到以下启示:(1)经济的优化增长必须依靠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我国综合要素生产率及其贡献率仍然有待提高;(3)应注意非经济因素对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