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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一直都是困扰人们的“两难”选择。无论是发达国家，抑或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历程当中都会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选择。自从世界范围的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各国的 GDP的快速增长无不是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换来的，这使得环境危机和能源危机已经成为困扰人类发展的两大难题。现目前，尤其是空气污染日趋严重，给人类的生活环境带来了诸多威胁和不利影响，诸如全球气候变暖，雾霾天气频现。为了协调经济发展与空气质量保护之间的冲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各国政府都致力于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环保产业政策以求协调经济增长与空气污染的之间的矛盾。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形象地描述了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然而该理论却认为环境质量是内生于经济增长的，这一假设忽略了环境规制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同时，相关研究表明EKC曲线可能会因为所处不同区域或不同污染物而不符合倒“U”型关系1。因此，本文从环境规制这一角度出发提出了“环境规制有效性”的假说，试图验证空气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是否成立？环境规制的实施是否对空气质量的改善具有实质性的效果？文章还考虑到区域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分析结果的正确性，因而本文还分别从我国东、中、西三个区域对比研究了我国各区域的空气 EKC曲线是否存在，以及各区域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等因素对空气改善的影响，以此探明经济增长—空气污染“黑箱”背后的作用机制，为空气污染的治理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首先，通过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库兹涅茨假说认为环境质量内生于经济增长，即环境质量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改善。这忽略了环境规制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同时，诸多学者也实证检验了我国是否存在着 EKC倒 U型曲线，但结果显示关于我国 EKC曲线关系的形状并不一致，有U型、倒U型、N型和L型等。因此，本文在EKC理论的基础上，从环境规制这一角度出发提出了“环境规制政策有效性”的假说，试图检验空气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在我国是否成立？在 EKC模型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环境规制等政策控制因素，以此探讨环境规制在实践中对空气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即检验环境规制等因素的有效性），进一步研究我国空气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文章还考虑到区域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分析结果的正确性，因而本文还分别从我国东、中、西三个区域对比研究了经济增长与空气污染物排放的关系，以及环境规制等在各区域的具体实践效果，以此探明经济-空气环境“黑箱”背后的作用机制，为空气污染的治理提供一些实效性的政策建议。 其次，从概念上解释了环境规制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专业术语，并介绍了我国空气污染及环境规制的现状。除此，本文还分析了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基本理论，以及环境规制对空气质量改善的作用机制。 最后，本文运用2005-2015年全国30个省市（除去西藏）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空气污染物（二氧化硫、烟粉尘及废气）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以及环境规制等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是否具有明显的实践性效果？同时，文章还考虑到区域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分析结果的正确性，因而本文还分别从我国东、中、西三个区域进行了对比研究了。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 第一，在环境规制作用下，我国空气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存在的，并且结果显示二氧化硫和烟粉尘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是呈倒 U型。某种程度而言，空气污染物（二氧化硫和烟粉尘）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现出倒 U型的曲线特征，这是环境规制的结果而不是内生机制。空气污染本身不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自动改善。实证结果证明了在环境规制作用之前，二氧化硫以及烟粉尘的实际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只是呈线性递增的关系，然而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考虑了二氧化硫去除量和烟粉尘去除量），二氧化硫及烟粉尘公布排放量与经济增长都呈倒 U型线性关系。换言之，二氧化硫和烟粉尘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都呈倒U型，这符合Magnani(2000)的研究结论，即政府实施环境保护政策这一因素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倒“U”型形状的重要原因。除此，还发现在环境规制作用下，工业废气排放与经济增长呈倒N型曲线关系，也就是废气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倒N型，这进一步丰富了EKC理论。 第二，由于区域特征的差异以及特定污染物来源的不同，我国经济增长对不同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不存在单一的模式，即我国不同区域或不同类型污染物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可能存在着不同形状。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不同空气污染物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分别考察了三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在环境规制作用下，二氧化硫和烟粉尘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仍然符合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而经济增长与废气排放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是倒N型。同时，针对我国东、中、西部区域的对比研究发现，二氧化硫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东西部都是呈倒U型，然而在中部则显示为线性递增。东西部的废气排放与经济增长呈倒N型曲线关系，而二者在中部的关系则为倒U型。这也符合Dinda（2004）的研究结论，即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可能因为不同地区和不同污染物的区别而有所差异。 第三，环境规制对空气环境质量的改善具有显著的作用，同时对空气EKC曲线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二氧化硫及烟粉尘去除率）对环境质量的改善具有明显的作用。即当二氧化硫去除率每增加1%，就会使我国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0.005-0.011吨。可见，二氧化硫规制政策在降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上具有明显的实践效果。当烟粉尘去除率每增加1%，就会使人均烟粉尘排放量减少0.026-0.063吨。同时研究发现在环境规制等政策控制变量的作用下，导致空气EKC曲线的位置发生移动。从研究意义的角度而言，为了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前的矛盾，我们可以考虑运用环境规制等有效手段来实现我国更早地进入倒U曲线的右侧。即实现经济发展与空气质量改善地协调发展。 第四，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和对外贸易等对空气质量改善存在着正向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产业结构优化综合指数与空气污染物的排放呈显著的负相关，即产业结构优化综合指数每增加一单位，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0.0016吨。人均二氧化硫排放与外商直接投资（表示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即外商直接投资（FDI）每增加一个单位，人均二氧化硫降低0.0008吨。这符合Grossman-Kruege（1991）的研究结论2，即贸易、FDI的环境效应主要通过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来实现，并且一国“开放度”度越高，城市二氧化硫的浓度越低。同时，技术进步对空气污染物排放也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三种空气污染物回归结果显示，技术进步与三种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第五，不同区域之间，环境规制等政策控制变量对空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减排效果存在着差异。通过东、中、西部的对比研究发现，当环境规制力度增加1%，东部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0.0088吨，中部人均二氧化硫减少0.0114吨，而西部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只减少了0.0012吨。这说明东中部的环境规制的环保效果更好，可能是由于东、中部经济发展较西部快，技术水平较先进导致的。同时，优化产业结构的空气环保效应存在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