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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1世纪初“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提出，外宣翻译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当前无论在外宣翻译实践领域还是在外宣翻译研究领域，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外宣翻译实践中依然存在形形色色的“甲型病状”和“乙型病状”，或源于语言错误、或源于文化差异。而研究领域虽然对外宣翻译实践中的不足有着清晰的认识，但多集中于翻译技巧研究、地域、行业或专题研究，存在选题重复、研究领域分布不均等问题。这意味着多数研究聚焦于微观层面、针对具体问题开出处方，缺少宏观的研究视角。因此，本文拟通过历时研究，以翻译规范和多元系统理论为理论指导，既进行表层的翻译现象描写、又挖掘现象背后的社会成因(系统运动)，并从国家形象建构视角对外宣翻译实践中呈现的规律性进行审视，最终抽离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宏观性原则规范。
规范与翻译规范的定义说明，翻译规范既是价值和观念，也是翻译行为的现实体现。换而言之，翻译规范具有双重特性——翻译行为的规律性和社会期待的规约性，这为翻译的文本(行为规律性)研究与文本外的社会因素(社会规约性)研究建立了连接。而多元系统理论为社会影响因素的分析提供了系统的、运动的视角。描写译学的先驱者列维将翻译视为译者在特定历史、社会背景中的选择过程，译作则是社会规范与译者态度(遵循或背离)的交织产物。从译作中观察译者实际选择的规律，并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中进行解读，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观察和分析社会系统与译者选择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本文首先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外宣翻译经典文本《今日中国》(China Today)为译文研究对象，尝试归纳不同时期外宣翻译实践的规律性特征(外宣翻译“实然”规范)，并结合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外宣翻译的根本使命——国家形象建构进行解读。但翻译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解释我们经验世界中的翻译现象，也是为了建立普遍性的原则去解释现象和预测(部分的)现象。因此本文还将基于案例中“实然”规范的解读，运用多元系统理论分析社会文化大系统中各子系统对于外宣翻译的普遍性期待和要求，并立足于当前国家形象建构目标，预测今后外宣翻译应当遵循的翻译选材和文本操作规范(外宣翻译“应然”规范)。
案例研究中，本文以图里所提出的翻译规范划分类型(预规范、操作规范和元规范)为分析框架，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对ChinaToday所遵循的“实然”规范进行观察和梳理。鉴于研究资料的局限，本文研究重点为第二阶段。研究发现，第一阶段的源语文本选择体现出服务政治需求、突出自我立场的稳定性规律，并随着政治局势的动荡，刊物经历了“真实报道”规范的确立与背离的变化。而在第二阶段，ChinaToday在翻译选材上恢复了“真实报道”规范的遵循，具体体现为微角度选材以展现真实中国，同时将选材视角从自我转向读者，寻求文化共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真实报道”规范，报道选材呈现由表及里、由全到精、由内而外的变化。与此同时，在文本操作规范层面，第一阶段的外宣翻译实践更倾向于保留源语文化特征；而第二阶段的外宣翻译更多考虑受众的阅读惯习和思维特点，译者通过增译、删减、改写等手段对篇章的宏观结构和微观词句进行调整。这一编译行为体现在段落划分、逻辑重组、信息明晰化、语言平实化等多个层面的规律性操作。因此本文认为在元规范层面，第一时期的译者倾向于遵循源语文化规范，而第二时期的译者倾向于遵守译入语规范。
将译者的行为还原至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本文认为，国家策略层面的形象建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译者的选择，从而塑形“实然”规范。建国初期，突出意识形态差异的社会主义政权形象的建构目标，决定了以社会主义政治理念为主要内容的翻译选材规范和以“异化”策略为主的操作规范。改革开放时期，“开放、发展”的经济大国形象建构目标，决定了经济话语在外宣翻译选材中的突出地位，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受众”概念促使翻译操作倾向于遵循译入语文化规范，以获得读者市场的接受。进入新世纪，国家形象更突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意味着追求国际社会的接纳并参与国际社会的规范建构。因此我国外宣翻译选材更具针对性，突出“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发展理念。而在翻译策略上以“归化”为本、“异化”并存，尝试逐步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争夺话语权以参与建构国际社会的规范制定。另一方面，本文对于国家形象建构效果与建构目标的对照研究总结了我国外宣翻译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究显示，我国外宣翻译在内容选择、话语尺度、表达方式以及译者主体方面曾经存在或者至今依然存在不足，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浓厚、经济话语过量、用语过激以及译者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为今后外宣翻译“应然”规范的预测和建立提供借鉴。
基于案例观察和国家形象建构视角的社会历史解读，本文进一步从具体的、历史的翻译现象分析上升到理论的、普遍性原则的讨论。立足多元系统理论，本文从政治、意识形态、语言、翻译、传播和经济六个系统剖析了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相互交集的系统元素在外宣翻译系统中所生成的普遍性规范，包含期待规范、关系规范、交际规范和义务规范。但各社会子系统生成的规范并不处于平等地位，系统本身的层级性、冲突性和运动性特点决定了译者必然在这些规范中进行选择性遵循，或者在不同的规范间通过协调和妥协寻找一个立足点。本文基于不同规范在外宣翻译系统中的位置级差，预测了当前及今后外宣翻译在翻译选材和文本操作中需遵循的“应然”规范。本文建立的规范体系如下：元规范层面，译者遵循“道之存异，术之求同”规范，采用“归化”策略在言语层面迎合受众期待视野，但在涉及文化价值观、政治理念时尝试建构自我的话语体系，传达中国独有之“道”。这一“二元”并存的策略既避免了源语系统政治及意识形态系统的过度垄断，也避免了一味迎合读者带来话语体系的“西化”，最终导致话语权的丧失。预规范层面，一方面源语材料的选择首先应当服务于目标形象的建构，关注选材的目标性、民族性和利益性；另一方面，在吻合国家形象建构目标的前提下，尽量考虑读者需求、寻求视域融合，遵循世界性、客观性和渐进性原则，逐步将民族性的异质要素裹挟进入译入语文化系统，逐步获得认同。操作规范层面，“道之存异，术之求同”的元规范具化为“道之对应”和“文之乐读”两条规范。前者要求译文文本必须与原文在理念与观点的传播效果上获得对应，主要体现为译文的语义准确以及构造的形象准确。后者则要求译文符合读者的阅读惯习和审美品味，在词句层面做到清晰、简明、真实，行文组织连贯、逻辑通顺合理，并将受众的情绪感受纳入考虑范围，不仅避免冒犯读者情感而且实现情感传播效应。在以上规范体系的导向下，译者具有高度自主性，可采用多种翻译方法和手段实现传播效果的对应以及最终达成形象建构目标。
本研究始于案例观察，立足于现象描写与解释，最终上升至理论总结，期望从规约译者选择的翻译规范角度给予外宣译者的实践以理论性的指导，并力图为促进外宣翻译描写研究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当然，囿于笔者学识水平、研究能力和时间精力的限制，谬误及疏漏之处难以避免，尚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改进。
规范与翻译规范的定义说明，翻译规范既是价值和观念，也是翻译行为的现实体现。换而言之，翻译规范具有双重特性——翻译行为的规律性和社会期待的规约性，这为翻译的文本(行为规律性)研究与文本外的社会因素(社会规约性)研究建立了连接。而多元系统理论为社会影响因素的分析提供了系统的、运动的视角。描写译学的先驱者列维将翻译视为译者在特定历史、社会背景中的选择过程，译作则是社会规范与译者态度(遵循或背离)的交织产物。从译作中观察译者实际选择的规律，并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中进行解读，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观察和分析社会系统与译者选择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本文首先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外宣翻译经典文本《今日中国》(China Today)为译文研究对象，尝试归纳不同时期外宣翻译实践的规律性特征(外宣翻译“实然”规范)，并结合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外宣翻译的根本使命——国家形象建构进行解读。但翻译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解释我们经验世界中的翻译现象，也是为了建立普遍性的原则去解释现象和预测(部分的)现象。因此本文还将基于案例中“实然”规范的解读，运用多元系统理论分析社会文化大系统中各子系统对于外宣翻译的普遍性期待和要求，并立足于当前国家形象建构目标，预测今后外宣翻译应当遵循的翻译选材和文本操作规范(外宣翻译“应然”规范)。
案例研究中，本文以图里所提出的翻译规范划分类型(预规范、操作规范和元规范)为分析框架，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对ChinaToday所遵循的“实然”规范进行观察和梳理。鉴于研究资料的局限，本文研究重点为第二阶段。研究发现，第一阶段的源语文本选择体现出服务政治需求、突出自我立场的稳定性规律，并随着政治局势的动荡，刊物经历了“真实报道”规范的确立与背离的变化。而在第二阶段，ChinaToday在翻译选材上恢复了“真实报道”规范的遵循，具体体现为微角度选材以展现真实中国，同时将选材视角从自我转向读者，寻求文化共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真实报道”规范，报道选材呈现由表及里、由全到精、由内而外的变化。与此同时，在文本操作规范层面，第一阶段的外宣翻译实践更倾向于保留源语文化特征；而第二阶段的外宣翻译更多考虑受众的阅读惯习和思维特点，译者通过增译、删减、改写等手段对篇章的宏观结构和微观词句进行调整。这一编译行为体现在段落划分、逻辑重组、信息明晰化、语言平实化等多个层面的规律性操作。因此本文认为在元规范层面，第一时期的译者倾向于遵循源语文化规范，而第二时期的译者倾向于遵守译入语规范。
将译者的行为还原至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本文认为，国家策略层面的形象建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译者的选择，从而塑形“实然”规范。建国初期，突出意识形态差异的社会主义政权形象的建构目标，决定了以社会主义政治理念为主要内容的翻译选材规范和以“异化”策略为主的操作规范。改革开放时期，“开放、发展”的经济大国形象建构目标，决定了经济话语在外宣翻译选材中的突出地位，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受众”概念促使翻译操作倾向于遵循译入语文化规范，以获得读者市场的接受。进入新世纪，国家形象更突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意味着追求国际社会的接纳并参与国际社会的规范建构。因此我国外宣翻译选材更具针对性，突出“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发展理念。而在翻译策略上以“归化”为本、“异化”并存，尝试逐步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争夺话语权以参与建构国际社会的规范制定。另一方面，本文对于国家形象建构效果与建构目标的对照研究总结了我国外宣翻译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究显示，我国外宣翻译在内容选择、话语尺度、表达方式以及译者主体方面曾经存在或者至今依然存在不足，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浓厚、经济话语过量、用语过激以及译者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为今后外宣翻译“应然”规范的预测和建立提供借鉴。
基于案例观察和国家形象建构视角的社会历史解读，本文进一步从具体的、历史的翻译现象分析上升到理论的、普遍性原则的讨论。立足多元系统理论，本文从政治、意识形态、语言、翻译、传播和经济六个系统剖析了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相互交集的系统元素在外宣翻译系统中所生成的普遍性规范，包含期待规范、关系规范、交际规范和义务规范。但各社会子系统生成的规范并不处于平等地位，系统本身的层级性、冲突性和运动性特点决定了译者必然在这些规范中进行选择性遵循，或者在不同的规范间通过协调和妥协寻找一个立足点。本文基于不同规范在外宣翻译系统中的位置级差，预测了当前及今后外宣翻译在翻译选材和文本操作中需遵循的“应然”规范。本文建立的规范体系如下：元规范层面，译者遵循“道之存异，术之求同”规范，采用“归化”策略在言语层面迎合受众期待视野，但在涉及文化价值观、政治理念时尝试建构自我的话语体系，传达中国独有之“道”。这一“二元”并存的策略既避免了源语系统政治及意识形态系统的过度垄断，也避免了一味迎合读者带来话语体系的“西化”，最终导致话语权的丧失。预规范层面，一方面源语材料的选择首先应当服务于目标形象的建构，关注选材的目标性、民族性和利益性；另一方面，在吻合国家形象建构目标的前提下，尽量考虑读者需求、寻求视域融合，遵循世界性、客观性和渐进性原则，逐步将民族性的异质要素裹挟进入译入语文化系统，逐步获得认同。操作规范层面，“道之存异，术之求同”的元规范具化为“道之对应”和“文之乐读”两条规范。前者要求译文文本必须与原文在理念与观点的传播效果上获得对应，主要体现为译文的语义准确以及构造的形象准确。后者则要求译文符合读者的阅读惯习和审美品味，在词句层面做到清晰、简明、真实，行文组织连贯、逻辑通顺合理，并将受众的情绪感受纳入考虑范围，不仅避免冒犯读者情感而且实现情感传播效应。在以上规范体系的导向下，译者具有高度自主性，可采用多种翻译方法和手段实现传播效果的对应以及最终达成形象建构目标。
本研究始于案例观察，立足于现象描写与解释，最终上升至理论总结，期望从规约译者选择的翻译规范角度给予外宣译者的实践以理论性的指导，并力图为促进外宣翻译描写研究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当然，囿于笔者学识水平、研究能力和时间精力的限制，谬误及疏漏之处难以避免，尚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