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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是备受中美两国政府重视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其《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和《邓小平时代》代表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对中国研究的最高成就，是国际汉学界极具政治性的当代中国研究著作。翻译出版傅高义著作对我们重新认识当代中国，借力于外、增力于内，提升对改革开放的道路自信具有重要意义，应引起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其著作的汉译问题。
本文从当代社会学、交际理论、批评理论汲取研究视野和创新活力，借鉴框架建构与框架效应的文本与语境互动分析方法，在叙事性层面上研讨其著作汉译，发现译著存在诸多非传统研究所涉翻译问题，然而语义层面的转换并非是主要原因，译者意识形态对翻译表达影响更甚。针对这种当代翻译理论所关注的重要命题，本文一方面探索以傅高义为典型代表的西方学者在阐释当代中国社会过程中所建构的所谓“中国主义”，另一方面追踪和解析中国译者在汉译过程中对这种具有鲜明西方中心主义叙事特征的文本再现逻辑。这种基于跨语言、跨文化语境下知识传播进程中的翻译研究，无论对揭示西方世界怎样认知中国，还是理解中国以何种态度对待西方的各种意识形态投射，都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第一章作为命题导入，系统细致地阐释了研究缘起、目的、意义，追溯了傅高义三部著作叙事框架的形成、设置及动态调整，重点梳理了各种领域叙事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现状，尝试在吸收和杂糅社会学理论与批评理论优势基础上，继续研讨新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语境对这种特定政治题材翻译的诸多限定与补偿策略，特别是在叙事层面上所凸显的翻译实践困境和理论研究盲点。
第二章基于当代叙事学和社会交际理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热奈特和贝克的叙事理论，从题名、序言、注释、封面视觉艺术四种副文本类型，进行文本对照研究。作为叙事性的文本形态与重要再现特征，副文本在叙事研究中地位突出，因其鲜明的标记导向功能和解释提示功能，承载着两种文化象征资本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译者在翻译时，常常慎之又慎、确定其翻译再现。通过中译本相对于源文本的翻译再叙事分析，本文发现副文本作为一种叙事框架在交际转换过程中的宏观导向性控制变化及所产生的叙事差异，揭示了标题之指示性、序言之诱导性、注释之桥接解释性、封面图像之印象管理这四种叙事框架建构功能。
第三章聚焦贝克所阐述的“四大核心叙事性”，通过对傅高义源文本和中译文本在这四种关系中的对比分析，研讨译者在处置历时、因果、关联、选择关系时的翻译再现方式和再叙事差异，揭示了这四种叙事组织关系所发挥的商讨性修正作用，即历时性中的语境重构与叙事命题转换、因果性中的归因重构与感性化叙事、关联性中的“适境”与立场重建、选择性中的政治纠错与历史还原。尽管叙事性的文本形态不同、叙事性特征类型众多，但历时性、因果性、关联性、选择性却常被认为是叙事性的核心特征；所有类型的叙事，诸如本体叙事、公共叙事、概念叙事、元叙事，均在一定时空维度、因果关系、关联范围、选择取舍中逐步展开。
第四章围绕傅高义著作中“概念叙事”在中译本所发生重要变化，探索具有隐性叙事功能的西方结构功能主义社会认知被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认知观念系统，挖掘翻译转化所使用的各种叙事手段。“概念”是人类思维和叙事的基本单位，因其独立于语言的事实，才使翻译成为可能；尽管可以指向同一客体、表达相同意义，概念毕竟是一种心理再现形式或抽象产物，在不同语言形态、不同文化中表达不同内涵与外延；译者通过概念叙事框架重构、本土化转换、隐含叙事对接，实现翻译的认知性干涉。
译者在副文本特征、核心叙事特征、概念叙事特征层面对译文的修正与转换，既呈现一种翻译进程中的源文本结构化限定，更表现出译者按照自身思维逻辑进行翻译的“能动性”。但在分析具体译文转化过程中，因实际翻译与出版过程的商讨踪迹已经消失，笔者将所研究文本的“名义译者”(如文本标注译者）与“执行译者”(如编辑、出版社、审稿人)统称为“译者功能”。因此，第五章聚焦生产这种“译者功能”叙事的更高层级框架限定，认为中国政治、市场、翻译伦理共同作用，生成了一种宏观限定译者功能的叙事框架，决定着译者在翻译进程中的叙事呈现方式。因而，所谓的“译者能动性”其实体现一种社会象征秩序。
鉴于上述，本文从叙事性切入翻译实践的研究，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层面看，对翻译实践本身及翻译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研究可以使翻译从业人员在重视微观语言层面问题的同时，更重视翻译实践的宏观层面问题，并在语言转换与政治、社会、文化限定之间寻求一种更微妙的平衡，特别是“介绍他者”和“以我为主”之间的平衡，牵涉源文本认知框架与译者所处意识形态语境的冲突、协调、商讨及控制。
本文从当代社会学、交际理论、批评理论汲取研究视野和创新活力，借鉴框架建构与框架效应的文本与语境互动分析方法，在叙事性层面上研讨其著作汉译，发现译著存在诸多非传统研究所涉翻译问题，然而语义层面的转换并非是主要原因，译者意识形态对翻译表达影响更甚。针对这种当代翻译理论所关注的重要命题，本文一方面探索以傅高义为典型代表的西方学者在阐释当代中国社会过程中所建构的所谓“中国主义”，另一方面追踪和解析中国译者在汉译过程中对这种具有鲜明西方中心主义叙事特征的文本再现逻辑。这种基于跨语言、跨文化语境下知识传播进程中的翻译研究，无论对揭示西方世界怎样认知中国，还是理解中国以何种态度对待西方的各种意识形态投射，都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第一章作为命题导入，系统细致地阐释了研究缘起、目的、意义，追溯了傅高义三部著作叙事框架的形成、设置及动态调整，重点梳理了各种领域叙事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现状，尝试在吸收和杂糅社会学理论与批评理论优势基础上，继续研讨新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语境对这种特定政治题材翻译的诸多限定与补偿策略，特别是在叙事层面上所凸显的翻译实践困境和理论研究盲点。
第二章基于当代叙事学和社会交际理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热奈特和贝克的叙事理论，从题名、序言、注释、封面视觉艺术四种副文本类型，进行文本对照研究。作为叙事性的文本形态与重要再现特征，副文本在叙事研究中地位突出，因其鲜明的标记导向功能和解释提示功能，承载着两种文化象征资本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译者在翻译时，常常慎之又慎、确定其翻译再现。通过中译本相对于源文本的翻译再叙事分析，本文发现副文本作为一种叙事框架在交际转换过程中的宏观导向性控制变化及所产生的叙事差异，揭示了标题之指示性、序言之诱导性、注释之桥接解释性、封面图像之印象管理这四种叙事框架建构功能。
第三章聚焦贝克所阐述的“四大核心叙事性”，通过对傅高义源文本和中译文本在这四种关系中的对比分析，研讨译者在处置历时、因果、关联、选择关系时的翻译再现方式和再叙事差异，揭示了这四种叙事组织关系所发挥的商讨性修正作用，即历时性中的语境重构与叙事命题转换、因果性中的归因重构与感性化叙事、关联性中的“适境”与立场重建、选择性中的政治纠错与历史还原。尽管叙事性的文本形态不同、叙事性特征类型众多，但历时性、因果性、关联性、选择性却常被认为是叙事性的核心特征；所有类型的叙事，诸如本体叙事、公共叙事、概念叙事、元叙事，均在一定时空维度、因果关系、关联范围、选择取舍中逐步展开。
第四章围绕傅高义著作中“概念叙事”在中译本所发生重要变化，探索具有隐性叙事功能的西方结构功能主义社会认知被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认知观念系统，挖掘翻译转化所使用的各种叙事手段。“概念”是人类思维和叙事的基本单位，因其独立于语言的事实，才使翻译成为可能；尽管可以指向同一客体、表达相同意义，概念毕竟是一种心理再现形式或抽象产物，在不同语言形态、不同文化中表达不同内涵与外延；译者通过概念叙事框架重构、本土化转换、隐含叙事对接，实现翻译的认知性干涉。
译者在副文本特征、核心叙事特征、概念叙事特征层面对译文的修正与转换，既呈现一种翻译进程中的源文本结构化限定，更表现出译者按照自身思维逻辑进行翻译的“能动性”。但在分析具体译文转化过程中，因实际翻译与出版过程的商讨踪迹已经消失，笔者将所研究文本的“名义译者”(如文本标注译者）与“执行译者”(如编辑、出版社、审稿人)统称为“译者功能”。因此，第五章聚焦生产这种“译者功能”叙事的更高层级框架限定，认为中国政治、市场、翻译伦理共同作用，生成了一种宏观限定译者功能的叙事框架，决定着译者在翻译进程中的叙事呈现方式。因而，所谓的“译者能动性”其实体现一种社会象征秩序。
鉴于上述，本文从叙事性切入翻译实践的研究，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层面看，对翻译实践本身及翻译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研究可以使翻译从业人员在重视微观语言层面问题的同时，更重视翻译实践的宏观层面问题，并在语言转换与政治、社会、文化限定之间寻求一种更微妙的平衡，特别是“介绍他者”和“以我为主”之间的平衡，牵涉源文本认知框架与译者所处意识形态语境的冲突、协调、商讨及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