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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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潜与华兹华斯利用诗歌语言,将田园从单纯的生活场所、劳动场构建成立体的文学空间、审美空间,在各自所处的主流社会文化之外,塑造了一个既封闭自足又沟通各方、既理想化又实际存在的异托邦。 本文首先从文学文本内部和外部探讨了这个异托邦生成的原因与功能;其次,从作品本身的传记性因素和作者生平对这异托邦构想的实践,以及文学意义上的异托邦对相应文化语境下、社会意义、地理意义上的田园的所产生的影响,讨论了这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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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潜与华兹华斯利用诗歌语言,将田园从单纯的生活场所、劳动场构建成立体的文学空间、审美空间,在各自所处的主流社会文化之外,塑造了一个既封闭自足又沟通各方、既理想化又实际存在的异托邦。
本文首先从文学文本内部和外部探讨了这个异托邦生成的原因与功能;其次,从作品本身的传记性因素和作者生平对这异托邦构想的实践,以及文学意义上的异托邦对相应文化语境下、社会意义、地理意义上的田园的所产生的影响,讨论了这个异托邦的现实可能性;再次,运用新批评主义的方式,剖析了作者运用诗歌语言来建构“异”的具体方式。
在文本之外,两位诗人所想象的“田园”,不仅被他们自身实践,而且创造并丰富了“田园文化”的内涵——陶渊明开启了隐逸诗人文化并影响到中国园林设计,华兹华斯在英国湖区国家公园的形成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在文本之内,他们通过独特的对比、时空叙事、“孤独”主题等手法,塑造了具有边缘化、无限性和永恒性特征的异托邦的田园。
异托邦田园,是对固化的人类生存空间的一种补偿和映射;它的居民这里确立自己的新身份;它的出现也是对原有社会秩序的一次挑战。两位诗人用自己的诗歌语言赋予了此异托邦空间以全新的生命力、张力和延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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