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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向自由化、一体化和全球化发展,一些发达国家从那时起已经开始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本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效仿,开始实施加快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政策,大力推进经济自由化的进程。
根据传统经典理论,资本项目开放与贸易自由化一样,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产生资源和福利最佳配置的效应,但是其风险却远远大于贸易开放。国际贸易自由化过程中,资源要素流动速度相对较慢,使得一国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政策调整。而资本要素流动速度快和规模大,瞬间就可以让一国家处于崩溃边缘,给金融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使得国际性金融危机越加频繁地爆发,严重阻碍了各国经济金融的健康发展。所以,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利弊不是绝对的,它们可以互为转化,应该根据一国特点来扬长避短,必须有应对开放后危机爆发的措施和提前准备。本文旨在通过门槛回归模型,找出资本项目开放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门槛效应,得出相应的门槛值,从而提出相应的政策达到扬长避短、利弊转换的目的,为我国资本项目的开放提供更有意义的指导。
首先,本文对我国资本项目的开放历程以及现状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我国的资本项目开放一共经历了封闭运行阶段、开始启动阶段、初步推广阶段、审慎管理阶段、积极推广阶段和加速开放阶段这六个阶段。最初我国对资本项目实行完全的管制,1979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积极合理地利用外资,迈出了资本项目开放的第一步。1994年我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并逐渐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随后资本项目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推出了合格境外投资者和合格境内投资者制度,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与国际间的资本流动。2005年进行了汇率制度改革,确立了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取向,建立了更富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随后又相继出台了各项政策,以进一步放松对资本项目的管制。目前我国除了对直接投资的管制已经基本取消以外,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等其它领域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程度的管制,但是最近政策出台越来越频繁,力度也较大,这些都表明我国的资本项目开放正处于加速阶段。
其次,本文创新性地采用Hansen(1996)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以存贷利差和一国上市公司市场价值总额与GDP的占比作为门槛变量,检验门槛效应是否显著,并得出了具体的门槛值。结果发现存贷利差在资本项目开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门槛值μ为3.2736％。当一国的存贷利差低于门槛值时,资本项目开放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超过门槛值时,这种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当一国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总额与GDP占比作为门槛变量时,对应的门槛值为8.0838％。且当一国的上市公司市值与GDP占比高于门槛值时,资本项目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而当该比重低于门槛值时,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
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得出了相应的结论。我国目前已经跨越了相应的门槛条件,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化将是未来必然的发展方向,之前在资本项目开放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也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以后应竭尽全力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这个目标,并从中获益,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国目前各方面发展还不完善,比如资本市场体制不完善、金融市场效率较低、汇率制度未实现完全自由浮动等,完全放开资本项目的管制极易造成较大的风险。所以,我们不能屈服于国际压力盲目开放,而应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另辟蹊径,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方法,从离岸金融市场、债券市场、汇率制度、金融市场体制建设等方面着手,谨慎地开放资本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