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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对《庄子·天下》篇的研究是值得当今学者关注和探讨的，可惜今人对这一研究的措思，似仍嫌不足。本文通过梳理纵（历时的思潮嬗变）横（共时的不同角度）两条线索，揭示了民国时期《天下》篇研究的大致面貌，进而将其置于整个民国学术的大背景下，对其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局限性作一总结。
一
1、民国初期，《天下》篇单篇研究兴起。由于深受清末方兴未艾的诸子学研究的影响，其研究方法仍延用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同时也逐渐渗透了西学的影响。严复的《庄子评语》和陈柱的《庄子内篇学》、《阐庄》是此阶段《天下》篇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2、20世纪20、30年代，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拓展，学术新范式确立，这时对于《天下》篇的研究出现了很多哲学性的论著，研究方法也较民国初期有了新的变化。梁启超的《庄子天下篇释义》和方光的《庄子天下篇释》是其中的高峰之作。
3、20世纪40年代的民国末期，《天下》篇研究较之中期，数量有所减少，但是研究视角和方法毕竟有了和时代相应的发展，特别是此时出现了诸多集大成的论著。在这些集大成的论著中，刘文典的《庄子补正》和单演义的《庄子天下篇荟解》颇具代表性。
二
4、儒者的执著见之于庄子学的研究，遂有了“以儒解庄”的新视野。到了民国时期，此种研究方式在廖平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他的“保教”、“保国”之心值得人们肯定，但是他将一切学术归于六经，显然有背《天下》篇的本义。其极力掩饰庄子贬儒之意，而论据明显不足。
5、“以庄解庄”的阐释方式在蒋锡昌的《天下》篇研究中被大量运用，然而，问题在于，“以庄解庄”须做好辨析工作，确定好篇章引用的标准。倘片面的选取合于自己想法的语句而忽略全书其他与此有出入的文字，便可能有碍于领会庄子著论之本义。
6、马叙伦将佛法和庄子论述相结合，提出了很多前人“以佛解庄”时不曾触及的见解，但是他的论点仍值得人们商榷。首先，历史上，对于庄子受“印度哲学之影响”并没有充足的证据来证实;其次，即使印度佛学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影响到中国文化，马叙伦阐释中提及的佛法佛书也与之并不相应，因为其所提到的都是经过一段时间融合后已经适应中国文化的佛学观点。
7、顾实已经自觉的引用西方几何学知识和生物知识来阐释惠施学说，但还仅仅停留在几何和生物学科的“基本常识”，且多为牵强附会之说，罕能切中惠施论题之要指。
三
8、民国时期学者在传统考据学“甄明话故，掇拾丛残”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转向以实证主义等西学方法为指导的科学考据学，特别是关于惠施“历物之意”的论述中，大量引用西学知识，加以论证，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9、民国时期，学者们对此篇的学术立场进行了考证，其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道家立场、儒家立场、总论部分寓儒家立场却仍以庄子本人论道思想为最高。除此，学者们还探讨了“道术”和“方术”的关系、“内圣外王之道”、“老庄关系”、“惠施”章节问题等内容，多有新见。
10、民国时期，诸子学研究热的持续是关联着民族文化价值的重估和对其现代意义的发掘的。较之民国以前的庄子学研究，以西学解庄是这个时代的首要特色。
四
民国中后期的中国学术界实际上处于“科学方法派”（即“西化派”）、“东方文化派”、“唯物史观派”所代表的三种文化价值观的张力下。就《庄子·天下》篇的研究来看，由于刚刚发展壮大的“唯物史观派”尚无暇顾及如此专细的学术问题，此时的《天下》篇研究更大程度地体现了“西化派”与“东方文化派”在人文价值取向上的抗衡。然而，“民主”与“科学”价值取向下的学术研究，可谓利弊皆有。“民主”与“科学”影响下的学术研究，传播了近代西学知识、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但其将中国传统学术中蕴含的哲理思考“生硬”的纳入科学认知的思维范式，相当程度地影响了民族固有的人文精神的传承。
一
1、民国初期，《天下》篇单篇研究兴起。由于深受清末方兴未艾的诸子学研究的影响，其研究方法仍延用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同时也逐渐渗透了西学的影响。严复的《庄子评语》和陈柱的《庄子内篇学》、《阐庄》是此阶段《天下》篇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2、20世纪20、30年代，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拓展，学术新范式确立，这时对于《天下》篇的研究出现了很多哲学性的论著，研究方法也较民国初期有了新的变化。梁启超的《庄子天下篇释义》和方光的《庄子天下篇释》是其中的高峰之作。
3、20世纪40年代的民国末期，《天下》篇研究较之中期，数量有所减少，但是研究视角和方法毕竟有了和时代相应的发展，特别是此时出现了诸多集大成的论著。在这些集大成的论著中，刘文典的《庄子补正》和单演义的《庄子天下篇荟解》颇具代表性。
二
4、儒者的执著见之于庄子学的研究，遂有了“以儒解庄”的新视野。到了民国时期，此种研究方式在廖平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他的“保教”、“保国”之心值得人们肯定，但是他将一切学术归于六经，显然有背《天下》篇的本义。其极力掩饰庄子贬儒之意，而论据明显不足。
5、“以庄解庄”的阐释方式在蒋锡昌的《天下》篇研究中被大量运用，然而，问题在于，“以庄解庄”须做好辨析工作，确定好篇章引用的标准。倘片面的选取合于自己想法的语句而忽略全书其他与此有出入的文字，便可能有碍于领会庄子著论之本义。
6、马叙伦将佛法和庄子论述相结合，提出了很多前人“以佛解庄”时不曾触及的见解，但是他的论点仍值得人们商榷。首先，历史上，对于庄子受“印度哲学之影响”并没有充足的证据来证实;其次，即使印度佛学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影响到中国文化，马叙伦阐释中提及的佛法佛书也与之并不相应，因为其所提到的都是经过一段时间融合后已经适应中国文化的佛学观点。
7、顾实已经自觉的引用西方几何学知识和生物知识来阐释惠施学说，但还仅仅停留在几何和生物学科的“基本常识”，且多为牵强附会之说，罕能切中惠施论题之要指。
三
8、民国时期学者在传统考据学“甄明话故，掇拾丛残”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转向以实证主义等西学方法为指导的科学考据学，特别是关于惠施“历物之意”的论述中，大量引用西学知识，加以论证，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9、民国时期，学者们对此篇的学术立场进行了考证，其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道家立场、儒家立场、总论部分寓儒家立场却仍以庄子本人论道思想为最高。除此，学者们还探讨了“道术”和“方术”的关系、“内圣外王之道”、“老庄关系”、“惠施”章节问题等内容，多有新见。
10、民国时期，诸子学研究热的持续是关联着民族文化价值的重估和对其现代意义的发掘的。较之民国以前的庄子学研究，以西学解庄是这个时代的首要特色。
四
民国中后期的中国学术界实际上处于“科学方法派”（即“西化派”）、“东方文化派”、“唯物史观派”所代表的三种文化价值观的张力下。就《庄子·天下》篇的研究来看，由于刚刚发展壮大的“唯物史观派”尚无暇顾及如此专细的学术问题，此时的《天下》篇研究更大程度地体现了“西化派”与“东方文化派”在人文价值取向上的抗衡。然而，“民主”与“科学”价值取向下的学术研究，可谓利弊皆有。“民主”与“科学”影响下的学术研究，传播了近代西学知识、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但其将中国传统学术中蕴含的哲理思考“生硬”的纳入科学认知的思维范式，相当程度地影响了民族固有的人文精神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