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农业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粮食贸易政策也经历了显著的变化。粮食贸易政策变迁不仅促进了国内粮食安全，而且实现了与农业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
本文旨在对中国农业对外开放进程中粮食贸易政策变迁的轨迹进行考察，分析粮食贸易政策的影响因素、政策目标、政策选择以及政策效果，勾画出加速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其基本轮廓，为农业其他部门的对外开放提供经验借鉴。本文的主要内容及结论如下：
在市场取向改革背景下(1979-1991年)，国内粮食供求趋紧，粮食对外贸易仍扮演着对工业发展提供剩余的角色，因此，中国政府对粮食进出口管理沿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贸易。国营贸易隔断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为进口的粮食(尤其是小麦)提供了较高的保护，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和物质原料成本。根据国内供求状况进行的粮食进出口很好地弥补了国内供求缺口，但贸易利益的分配是不公平的，体现了牺牲粮食生产者、补贴粮食消费者的时代特征。
在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1992-2001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消费结构发生转变，由直接消费转为间接消费。同时，为了能尽快融入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中国粮食贸易管理体制积极向国际贸易体制靠拢，并将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利益诉求作为制定贸易政策的影响因素。在粮食供求结构性矛盾凸显的形势下，为了保障国内粮食安全，中国政府选择了先开放大豆市场。本章通过利用面板数据(1985-2001年)对五个大豆主产省粮食生产建立面积分配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开放市场后大豆播种面积有所减少，而稻谷和玉米的播种面积增加，粮食贸易政策调整了粮食作物内部种植结构。大豆市场开放有利于保障国内粮食安全，但改变了粮食贸易结构，使大豆丧失了国际比较优势。同时，大量外资企业进入大豆加工业形成了卖方垄断，威胁到大豆产业安全。
在加速融入全球经济时期(2002年以后)，一方面根据WTO规则进一步开放中国粮食市场——对谷物实施关税配额，另一方面由于粮食安全的内涵发展转变对粮食贸易政策提出新的要求——提高农民收入。因此，粮食贸易政策重点由边境政策转为国内支持，主要实行粮食直接补贴。通过利用全国27个省(2004-200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模型和农民收入模型对粮食直接补贴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粮食直接补贴对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力度很小，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时与中央政府目标的偏离。通过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发现，国内支持政策的实施使国内生产量不断增加，减少了粮食进口量，从而降低了市场进一步开放后国际粮食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影响作用。
通过建立粮食供求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预测出到2020年粮食生产量和需求量将分别达到5.5亿吨和6.2亿吨，供求缺口约为7000万吨。在耕地资源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增加粮食进口来缓解资源压力。同时，通过对粮食生产补贴政策的模拟发现，补贴水平的增加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减少耕地需求量。
中国粮食贸易政策的演进是典型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政府根据宏观的经济环境和国内粮食供求状况的变化对政策目标组合偏好序列进行调整和改变具体的政策安排，因此，演进的内部动力来自于国内供求状况的改变，外部动力来自于国际贸易体制的约束和贸易伙伴国的利益诉求。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的行为逻辑是将以粮食安全为主的稳定目标排在首要位置，因此，在政策选择上，政府偏好于行政控制手段。
未来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趋势势不可挡，国内市场经济改革也不断深化，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应该逐步放松其行政控制力量，主要采用市场化手段和国内支持来适应不断发展的粮食安全的要求，同时也要实施一定的国家宏观调控，从而保障国内与世界的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