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灾之下的灾民与国家——以嘉庆六年京畿水灾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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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六年(1801年)是一个特殊年代,恰处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漫长的乾隆统治时代刚刚落下帷幕,嘉庆皇帝登上皇位,正欲一展抱负,而京畿水灾不期而至。  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是介绍六年京畿水灾的大体概况。此次水灾是以京城、直隶地区为中心的,同时波及到临近各省的特大水灾。其造成极大损失,政府的通讯系统、盐务、漕政遭到严重破坏;灾后蝗虫施虐;科举考试被迫延期;民众生活困苦。  二是介绍所处时代背景。嘉庆皇帝亲政之初,意欲施行改革,重振朝纲,改变乾隆后期颓废的朝政,进行了许多积极的努力:惩贪革弊、下诏求言、勤俭治国等等。但是面对矛盾交织的政局,炽烈的贪污腐化、因循疲玩的官场风气,白莲教仍是心腹大患,政府财政枯竭,使得嘉庆皇帝及其朝廷处于意欲有所为、而又为不得的尴尬境遇,也显现其在大背景下的两难处境。  三是论述大灾之下的灾民与国家的关系。水灾突发之后,嘉庆皇帝采取了多项措施应对,派出官员四出查赈,蠲免、缓征钱粮,以工代赈,移粟就民等,皆起到了良好的救灾效果。与此同时,困境中的灾民并没有束手待毙,而是采取各种措施争取生存的机会,积极表达自己的诉求,并付诸行动。他们偷窃、抢夺、聚众闹赈,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在求得生存的名义下,一切变得无可厚非;灾中京控案件频发,多因放赈不公、官员需索引发;灾中诸多求赈案也考验着政府的应对能力,同时也有灾民为本地实心为民的官员请求的事件;灾民冒领赈济困扰着执政者,既要防止冒赈,更要注重放赈效率;留养资送制度是乾隆十三年以前对待流民外出的常用之法,由于该制度执行过程中弊病百出,于是年废止。嘉庆六年灾中,面对汹汹的流民潮,如何应对?有几种不同声音存在,代表性的有:分养流民说、限期返籍说、留养资送说、领回本籍说等。众说纷纭中,嘉庆皇帝比较各说之优劣,吸取前朝之教训,最终坚定留养而不资送,灾民自愿选择回籍的策略,这也是在实际情况下的一种变通。  面对突然来临的灾祸,政府与灾民都没有束手待毙,而是各自采取于己“身份”相应的对策,并就对方的对策予以回应。政府一方表现更多的是其两难处境,而这也正契合了当时大背景下的政府之两难的尴尬境遇。同时可以将灾中灾民与国家的关系理解为灾民之灾中反应是向政府设问,而政府的应对可以视为对之解答,正是在两者的“问答模式”之下,相互达成了“默契”,最后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战胜灾患,完成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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