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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朝代更迭，社会动荡，许多学者都经历或亲身参加过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他们对于封建衰世的种种弊端，以及王学末流的空谈心性有着切肤感受，因此揭露和抨击明末理学的空疏无用则更为深刻。受这种风气影响，清初出现了一大批以经证经、回归汉学的学者，他们通经以致用，倡导博学详考。朱彝尊则是这么一位开风气的学者，他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还是一位经学家和史学家。全面考查朱彝尊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进一步了解清初学术风气，正确评价朱彝尊的学术地位是十分必要的。然而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多是侧重朱氏的文学著作或文学思想，把他作为一位文学家来加以研究;至于朱氏之经史学成就，则侧重其某一方面，或某一著作本身的研究，缺乏宏观、全面的研究。本文致力于从朱彜尊生平、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及清代学术史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探讨，剖析朱氏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他对清初学术的推动作用。 朱彝尊(1629-1709)，浙江秀水人，字锡鬯，号竹垞。年少时聪慧过人，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十岁跟随叔父朱茂皖学习，一心钻研古文，博览群书，对经学、诗词和史学都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顺治六年(1649年)，二十一岁迁居梅里，与同里王翃、周篔、缪泳、沈进、李绳远、李良年、李符等交游作诗。由于当时正值明清交替，社会动荡，朱彝尊便四处漂泊，离家外游，先后在广东、浙江、山西、山东担任幕僚。直到康熙十八年特开博学鸿儒科，朱彝尊才被荐举入朝，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编纂《明史》。 朱彝尊进入史馆后，为了表达自己的看法，连续七上史馆总裁书，对《明史》的编写体例、资料搜集、完稿时间、史实辨伪和整体设计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见，集中反映了朱彝尊的史学思想。他提出重视史料搜集、体例订定;倡导分类纂修、勿限期限;强调史实考辨、秉笔直书。这些建议都得到了史馆总裁的认可，对于今天编纂史书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而朱氏之巨著《经义考》，则集中反映了朱彝尊的经学思想，并包含着他的目录学思想。朱彝尊主张尊汉儒注疏、回归经学;在批驳宋儒的同时也肯定宋儒的道德修养，以辨正的态度对待宋儒，主张调和朱陆。朱彝尊效仿宋代王应麟《玉海·艺文门》、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两书，在《经义考》收录的每一条下，记录所存的各种序跋、论述，范围更加广泛，构成了一部收罗全面的辑录体巨著，具有很强的资料价值。朱彝尊借鉴前人的编纂方法，在此基础之上有所创新，使目录的编纂方法更加完善。他的这一创例，广为后来撰目录者所取。朱氏穷其一生完成的巨著《经义考》，对《明史·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供了现成的资料。《明史·艺文志》中经部的《易》、《书》、《诗》、《礼》四类基本上是钞录《经义考》中同类，限于体例删去了前代和朱氏标有“未见”、“佚”的条目，仅作了个别的修改。《四库全书总目》利用朱氏的材料进行考辨，其文献价值甚为重要。 在进行这些学术活动的同时，朱彝尊还与书结伴，他一生藏书达八万卷，读书、抄书、藏书、著书、校书、刻书，其中无不体现朱氏的严谨治学态度。为了得到珍贵典籍，朱氏不惜金钱、不辞辛劳，购书、抄书一直是他的嗜好。为了得到大藏书家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他设计偷出原稿，命人连夜抄书，使这本反映钱曾版本目录学造诣的书籍得以广泛流传。也正是因为抄书之故，朱彝尊利用进入史馆之便，将四方之进书、史馆之藏书私下抄录，被掌院学士牛钮等人告发，而降官一级。抄书虽然使朱氏受挫，但仍然改变不了他多年的嗜好，也正是因为朱氏藏书丰富，他才能博览群书，达到通经的境界。而他为了抄书、校书、刻书付出的辛勤劳动，为今天保存了大量文献资料，可谓功不可没。 在八十一年的坎坷生涯中，朱彝尊以惊人的毅力，不知疲倦地涉足于词、诗、经、史、文等众多领域，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以广博的知识、精当的考证，终其一生，完成了多部文学、经学、史学巨著，为当时及以后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除《五代史注》、《日下旧闻》、《曝书亭集》、《经义考》外，还有《瀛州道古录》、《韵粹》、《静志居诗话》、《腾笑集》、《明词综》、《诗综》等书，深深影响着同时代及后世许多学者。参考吴梁先生《朱彝尊著述考略》一文，本文附朱氏之著作于后，令读者对朱氏之著述有更为清楚的认识。 朱彝尊身后，他的许多著作或研究成果又被增补、引用，甚至是校正，这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能出现一成不变的学术成果，而这种增补、引用或校正，正是对朱彝尊研究工作的一种肯定。明清之际的文坛学界，朱彝尊占有重要地位，他对于转变清初空疏学风、开创乾嘉尚实学风功不可没，而他对于清初整个学术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还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