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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战略下，经济增长来源主要依靠要素生产率提高对增产的效应。因此，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的升级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举措。
但是，经验证据表明(刘培林和宋湛，2007)，中国目前国情之下，大量资金投入服务企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的机会成本，大于投入制造业企业的机会成本。因此，对把发展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结构升级重要途径的看法，需要进行全面的系统分析，同时需要有合适的理论来作全面的解释。
为了这个目的，本文提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研究的课题，从共生和生态学的视角，分别探讨共生关系、共生发展和共生进化的机理和机制，初步建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的理论。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环境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关系的显著影响变量。
(2)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关系的关键在于降低交易的不确定程度程和提高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声誉、服务质量和水平、以及制造企业外购生产性服务的意愿。
(3)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关系的紧密性对制造企业财务绩效和运营绩效均无显著的正效应。
(4)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发展的作用机理是通过共生作用和环境作用对种群环境容量的影响来改变两个种群的增长速度，两个种群增长的动力学曲线可以看成分段近似的Logistic曲线。
(5)中国制造业种群的属性特征是对生产性服务业提供的生产性服务消耗低，如果不改变这方面的种群属性特征(即不产生进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发展的结果必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绝对量持续上升，相对量(占GDP比重)则持续下降；而制造业的绝对量和相对量持续上升。
(6)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的关键在于改变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种群的属性特征——种群进化，即不断提高制造业种群对外部生产性服务的消耗，改变共生模型中由种群属性决定的参数和各因素的影响函数。这必须通过合适的制度措施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种群的共生进化。
(7)新兴子种群的合法化、种群结构升级和种群属性(如内禀增长率)变化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进化的三种机制。
(8)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种群虽然存在显著的协同进化，但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化比制造业明显滞后。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
(1)基于共生的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提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关系的研究框架，并利用广东制造企业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验证，结果发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环境是共生关系的显著影响因素，而共生关系对制造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交易的不确定程度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关系的紧密性有较大的负效应。
(2)从生态学种群Logistic生长模型的视角，在不考虑种群进化的影响并假设共生的作用是扩大种群环境容量的条件下，提出在共生作用和环境变化影响下以分段Logistic函数近似表示的环境容量不断变化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生发展模型，并以中国产业的数据得出模型的实证结果——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发展的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种群的属性特征是对生产性服务业提供的生产性服务消耗低，如果不改变这方面的种群属性特征(即不产生进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发展的结果必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绝对量持续上升，相对量(占GDP比重)则持续下降；而制造业的绝对量和相对量持续上升。
(3)从新兴种群合法化、种群结构升级和种群属性变化的视角，利用中国企业创建的时间序列数据和1992-2005年的产业数据，探索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进化的机理和机制，结果发现：新兴制造业子种群的出现和合法化能够促进相关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子种群的出现与合法化；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种群虽然存在协同进化，但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化比制造业明显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