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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接受美学视域下，研究普拉斯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探讨的领域从相对封闭的文学文本稳步向外扩展，延伸至传记、历史乃至商业性娱乐节目。通过分析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考察艺术（或者艺术家）是如何被意识形态操控的;并由此见出，普拉斯的形象和其作品的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基于接受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解读时借用的工具与掌握的信息，发生相应的改变。 绪论部分主要阐明本课题的选题原因及意义，并对国内外的普拉斯研究现状进行综述。西尔维娅·普拉斯给后世遗留下许多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诗篇，从第一本诗集出版迄今，对她的研究和批评就不曾间断过。普拉斯可以说是文学界一个持久的话题。她的影响力穿越了时空，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读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正是中外读者的持续接受构成了普拉斯不灭的艺术生命力。本部分首先综述了普拉斯在国外的研究状况，梳理了英美文学界普拉斯研究的大致脉络，并对一些较有创新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述评。通过回顾普拉斯的研究历史，可以看到，西方文学界对这位女性作家颇为关注，不断变化研究手段和研究方式，对其进行深挖细掘。同时，本部分还考察了国内的普拉斯研究情况，从有关普拉斯的研究文章不断出现、研究方式渐趋多样化这些现象可以看出，国内对普拉斯的探究也保持了较大的兴趣。但与西方文学界相比，国内普拉斯研究的空间还非常大。同时，普拉斯对中国当代诗歌界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尤其对中国当代女诗人的写作来说更是意义深远，但与普拉斯给中国诗坛带来的巨大影响相对照的是对这种研究的相对不足。而本课题选题原因也是为了部分地弥补这一不足。 第一章是对普拉斯的诗歌生涯及其作品的研究。普拉斯在诗歌艺术方面表现出卓越的才能，诸如她对诗歌心理内涵的深刻挖掘、对诗歌表现范围的拓展、在诗歌手法和结构上的突破和革新，这种才能使她的诗歌在一片批评与褒扬的众声喧哗中站稳了脚跟，显示出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然而，国内并没有对普拉斯诗歌进行系统化翻译，仅凭数十首译诗和散见在外国文学史及英美诗选中为数有限的评论，远远不能使人们窥见其诗艺的璀璨。因此在本章中笔者以时间为纵轴，以三部较为重要的诗集为横轴，力图对普拉斯的诗歌面貌有一个较为清晰和连贯的呈现。同时，本部分还有对普拉斯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钟形罩》的研究，主要考察这部小说在英美的接受和影响情况。 第二章从接受美学理论入手，考察普拉斯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语境。首先简要介绍了姚斯和伊瑟尔的接受美学理论，及其与本文相关的概念。接着依据期待视野理论分析了普拉斯在中国的接受语境。在对普拉斯接受过程中，中国国内几个显著的社会和文学现象尤其不容忽视:其一是新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潮;其二是西方女性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的传入;其三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 第三章是普拉斯在中国的传播史实以及影响研究。在对普拉斯在中国的接受史实进行分类考察的基础上指出:80年代在“文学工具论”这一文学批评思维惯性之下，国内对普拉斯的接受倾向于其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而大众文化的蓬勃兴盛，引起中国读者在文学接受上的消费性倾向及“猎奇化”心理，普通受众对普拉斯传奇人生的兴趣超过对她的文学作品的兴趣。而对于诗人身份的接受者来讲，对普拉斯的审美活动也影响到他们自身的创作。移情和认同可以帮助人们来认识在对普拉斯诗歌的接受中，当代中国诗人是如何响应普拉斯这个文学“他者”的，可以帮助人们考察他们是如何将情感转移到普拉斯的文本中，通过认同普拉斯的视野和关怀来抵达想象中的自我的。 第四章是在接受美学视野下研究中国的普拉斯翻译状况。接受美学理论关注接受主体在接收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实现有待于读者的参与，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作品的意义才能得以实现。这种理论着重强调读者在文学接受过程中的地位，从而为翻译研究辟出新的研究视野。对于文学作品的原作来说，译者同时也是特殊的读者。其读者身份表现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以及对原文的理解两个方面。而这一过程，又必然受制于译者的期待视野。在我国，文学批评中一度盛行的是文学的意识形态批评范式。这种批评范式的最显著特征是对文学的社会政治内容关注尤甚，或者说，对文学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关注尤甚。它影响到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对象的选择。同时，译者无法脱离具体的语境去理解文本，因此译者性别的差异，使其个人经历、体验、审美情趣也会不尽相同，从而导致译者在文本理解上的区别，进而导致其从同一个文本中获取信息的差别，那么其对文本的理解结果就必然有不同的呈现。 第五章反思了国内在普拉斯接受与批评中存在的主要倾向和问题。在对普拉斯接受和批评过程中，“自白”、“传记”和“女性主义”是三个无法回避的关键词。笔者在本章就国内对普拉斯接受和批评时呈现的三种主要的倾向进行反思。首先，以“自白派”来标签普拉斯的诗歌时会造成误解，认为普拉斯不关心周围世界。然而，将普拉斯的“自白”诗歌还原到历史当中，可以从中看到普拉斯诗歌蕴含的批评精神和敏锐的洞察力;还可以看到普拉斯和周围世界的紧密联系，因为普拉斯的诗歌暴露出在她所生活和写作的那个时代中被忽视和被误解的一些问题。其次，以传记为依据进行文学接受时，不能忘记传记这种文类实际上主观性极强。普拉斯的传记作家就示范了其主观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成见性。而且这种成见性在她的传记中比在其他人的传记中表现的更为强烈。因此，在面对普拉斯的传记时，不但必须对自己从中发现的事件和所谓真相保持一种怀疑精神，还要尊重和认可艺术家所使用的创造、误记、替代、扮演等和想象力相关的自由。再次，20世纪80、90年代起，女性主义逐渐在中国成为一个相对较为强势的批评话语。这种批评范式对女性诗歌的阐释，倾向于截取与女性主义有密切关联的作品进行分析与评论，而对那些与女性主义没有直接关联的文本，则往往有意无意地不予重视。这种语境之下，普拉斯及其作品也遭遇了如此宰制和切割，从而忽略了普拉斯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矛盾、变化、繁复、成长的自我认同轨迹。这一机械、僵硬的解读模式，有遮蔽普拉斯女性诗歌所蕴含的丰富而复杂的性别体认的危险。同时，在对普拉斯女性主义批评进行反思时，必须抵制这样一种未被检验的假设:即认为女性只能写自己的真实经历。这类假设拒绝将女性的想象力当成一种认识论，当成一种可供选择的认识和存在的自我构成形式。 最后一部分为结语。30多年来，普拉斯在中国的接受与批评状况，显示出国内对普拉斯保持了较为长久的兴趣。同时，国内对普拉斯的接受热点有一个位移，从最初强调其“女权主义”色彩到后来着重关注其传奇人生。而无论是把普拉斯塑造为一个“女权主义诗人”，还是“传奇诗人”，都与每一个阶段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文学背景密切相关，也和当时的公共期待视野密切相关。 本课题的创新点主要有两点:首先，本课题对普拉斯诗歌创作生涯和不同阶段的诗歌进行了较为详细地研究，以便对普拉斯及其作品有更为全面和宏观的把握;其次，本课题国内在对普拉斯的接受过程中显现出的主要倾向和问题进行反思，以期能够部分地纠正国内普拉斯接受中出现的偏向，并推进和开拓普拉斯在中国的研究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