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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既是兴盛于欧洲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前期的文学运动,又是对世界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学思潮。在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半边天,而且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浪漫主义又是一个含义极其混乱以至于成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这不能不令人惋惜。国内对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及其对世界各国文学影响的研究众多,但从跨文明对话的层面运用变异学的方法进行他国化研究的尚不多见。本文在跨文明对话的层面,运用变异学的基本思想,对欧洲浪漫话语及其在前苏联、日本和中国(鲁迅和郭沫若为代表)的变异和他国化进行研究,试图在还原欧洲浪漫话语真实面貌的同时,对其在有关国家的变异和他国化作出恰当的说明。这无论是对欧洲浪漫话语及有关各国浪漫话语、尤其是中国浪漫话语的准确把握,还是对跨文明对话及对话中变异的认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共分三大部分,每部分四章,加上引言和结语,共十四个部分。 引言略述了中外学者关于欧洲及中国浪漫主义的研究情况、存在的问题、本选题的意义及学术创新。 第一部分分别探讨了柏拉图、犹太教、基督教对欧洲浪漫话语建构的奠基性作用。柏拉图超感性的理念世界、犹太教基督教中的神,奠定了欧洲浪漫话语建构终极本原的基本思路。柏拉图的迷狂、回忆及上升的方法,基督教神人统一的耶稣基督,不仅解决了希腊话语本体与现象分离、对立的困境,也为欧洲浪漫话语通过中介的建构与否定从有限趋向、逼近无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中世纪的骑士传奇,是欧洲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端。骑士传奇对骑士精神的追求,在此基础上的想象、虚构和创造,为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诞生,奠定了可资借鉴的文学经验。 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欧洲浪漫话语。欧洲浪漫主义思潮是对奠基于文艺复兴的人本话语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科学主义以及机械主义世界观,概言之,人类理性中心主义的反动。由此,西方人本话语分裂为以理性为本原的理性话语,和以对终极意义追寻的浪漫话语两大话语系统。康德对理性认识的划界,是人本话语分裂的标志,也是欧洲浪漫话语建构的开端。欧洲浪漫话语始于反理性,进而主张非理性,并最后达于超理性的终极本原的最高层面。欧洲浪漫话语主张返回人的内部自然,返回“自然状态”,建构终极本体,追求终极意义,在自我创造与自我毁灭的无限进程中,趋向、逼近终极本原,领悟终极意义。 第三部分分别探讨了欧洲浪漫话语在前苏联、日本和中国的变异和他国化。的情况。在前苏联的浪漫话语中,浪漫主义从对人类理性中心主义的反动、批判的社会思潮,变异为一种表现社会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创作方法;进而从独立的区别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变成了现实主义的附庸,被包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中;再从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的层面,将浪漫主义划分为消极、积极和革命的三种。在日本的浪漫话语中,明显地呈现出从对纯粹自我的追求至对感官自我的愉悦到对本能自我的鼓吹三个基本阶段。这三个基本阶段又是欧洲浪漫话语不断日本化并最终消亡的阶段,显示了异质话语对话中本地化的巨大危机。在中国,鲁迅以人生而本具的内曜为其浪漫话语建构的本原,也以此作为他“立人”的基础和最终实现“立国”终极目标的根基,浪漫主义文学,尤其是“摩罗”诗派,成为了他唤醒、激发人的内曜,实现“立人”进而“立国”的工具。郭沫若则以八面玲珑的形上的庄严世界及其人因此而获得的神性为其浪漫话语的意义生成本原,并由此形成了情感的自然流露、无我、注重诗的内在韵律等内涵不同于欧洲浪漫话语的思想。 结语部分回答了“什么是浪漫主义”的问题,探讨了欧洲浪漫话语与欧洲传统话语的关系,总结了欧洲浪漫话语跨文明对话中的变异和他国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