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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认的与乔伊斯、艾略特、庞德、伍尔夫等人比肩的杰出的现代主义作家，福克纳在其作品中进行了广泛的艺术形式实验。他作品里常常会出现多角度叙事和内心独白等艺术手法。他还常常打乱传统的叙事时间以表现现代社会的支离破碎感，质疑叙事的权威性和真实性。这些现代性艺术成就一直以来是评论家们所关注的重点。与此同时，福克纳作品中的社会意识却常常被忽略了。 本论文主要研究福克纳的后期小说穷白人三部曲中的情节描写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在已有的浩如烟海的福克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的一次学术创新，也是对已有研究的补充。论文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两个关键词:商品化与异化、费迪南德·滕尼斯的社会学概念:社区与社会，以及生态女性批评等视角，分析穷白人三部曲中的社会变革及其广泛的影响。通过分析，本文作者发现福克纳一直对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注。像很多的人文主义者特别是浪漫主义者一样，福克纳在作品中表达了对于有机的个体和社区日渐消亡这一现状的忧虑和怅惘。但福克纳的态度也不是一贯地拒绝和抵制。他在社会变革的破坏力中也看到了改善的可能性。 论文首先深入分析了《村子》中弗莱姆·斯诺普斯在老法国人港湾推行的经济变革。小说开篇，弗莱姆利用有关其父烧谷仓的传闻敲诈当地的富户乔迪·沃纳成功，获得了一个在沃纳商店里当伙计的工作机会，实现了自己弃农从商的梦想。见微知著，弗莱姆的职业选择实际上折射了美国南方从传统的农业社区向现代商业主义社会转变的大趋势。他在商店里用现金交易取代了赊账的交易方式，体现了从相对灵活、模糊的旧式商业模式向纯粹以市场为基础的合同交易商业模式的转变。与传统的经营模式相比，这种变革完全摒弃了人为因素的影响。另外，在花斑马一节中，弗莱姆掀起的购买热潮使得闭塞的老法国人港湾的居民第一次领略到了现代消费主义的强大力量。小说结尾，弗莱姆对南方社会中广泛流传的寻宝传说的商品化进一步表明他的经济行为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同时也为《小镇》的故事情节做了铺垫。 论文的第二章着重考察《小镇》中弗莱姆对于人际关系特别是夫妻关系和父女关系的商品化和异化。弗莱姆和妻子尤拉·沃纳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弗莱姆和威尔·沃纳两个男人之间的一场金钱交易。沃纳是为了给女儿尤拉的肚子里私生子找个父亲。而弗莱姆则是为了尤拉的嫁妆:一所荒弃的老宅，老法国人之地和一百美元的现金。同时和沃纳这一当地最富有的家族的联姻，使得弗莱姆有了迅速融入当地社区的社交资本。之后，性无能的弗莱姆将自己对妻子的性权利“出售”给杰斐逊的市长德·斯班，从而变成了当地的电厂的主管。利用妻子的风流艳事，他后来成为了杰斐逊银行的副总裁。他最终迫使妻子羞愧自杀。但却在她的墓碑上面镌刻他亲自设计墓志铭，称颂“贞洁贤妻”的忠贞不二。弗莱姆的这一掩耳盗铃的举动使得尤拉死后成为了自己成功事业的一个装饰品。同时，他还利用这一婚外情丑闻使得德·斯班身败名裂，不得不离乡背井。而他自己则堂而皇之地住进了斯班家族那座象征着富贵与权势的鸿图华构，达到了人生的巅峰。除了将夫妻关系商品化之外，弗莱姆也不放过自己“父女关系”。他从自己的继父身份中牟利。利用继女琳达·斯诺普斯的无知和单纯，弗莱姆诱骗琳达放弃了她将从母亲那里继承的所有财产，并且把它们无条件地赠送给他自己。除了分析弗莱姆对于夫妻关系和父女关系的商品化之外，这一章还特别探讨了文明社会中妇女与大自然类似的被物化的命运。 第三章分析《大宅》中明克·斯诺普斯和琳达·斯诺普斯所代表的抗衡弗莱姆所代表的极端工具理性的力量。首先，弗莱姆和明克代表了相互对立的两面。相较于弗莱姆的非人化的力量——他人生的唯一动力和目标就是牟利，明克被赋予了更多人性品质诸如牺牲和忍耐等。小说中细腻地刻画了明克对命运不公的愤怒与反抗、对宗族亲情的信仰，以及对践踏自己尊严的外部力量的抗拒和复仇。明克这一形象似乎也反应出福克纳对于人性的能量的肯定。这种能量在现代的商业社会中尽管显得渺小而微弱，但是一旦爆发就会产生巨大的威力。在琳达的角色刻画中又包含了福克纳对于社会演变的开明态度。同她母亲的被动以及众多类型化的传统南方淑女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琳达被塑造为一个激进而独立的现代女性。她抓住社会变革给女性带来的机遇，冲破了南方社会中宗法制度对于女性的控制，牢牢地掌控住了自己的命运。明克身上代表的是古老的信仰，而琳达所代表的伴随社会变革而来的独立女性的力量。正是这两种力量的联合消灭了弗莱姆。他们的复仇实际上是对弗莱姆身上所体现的极端的逐利行为和交易主导一切思维的反叛和抵制。 第四章分析了穷白人作为一种类型化的形象在福克纳的小说特别是穷白人三部曲中的体现，并在此基础上评价了福克纳对于已有的穷白人的文学话语的继承、补充和纠正的努力。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福克纳的作品不仅如考利等人所言突破了地理的局限获得了普遍的意义。他对于穷白人的刻画也最终突破了自身的教育背景和主流文学建构的禁锢。福克纳笔下这些思想丰富、情感细腻的穷白人，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以往文学作品中一些既有的模式化的穷白人形象，从而有助于实现这一话语的多元化。 如前所言，主流的批评往往认为作为现代主义者的福克纳因为沉迷于艺术王国里的创新和实验而弱化了对于外部世界的刻画。而通过本论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福克纳的文学创作特别是他晚期的穷白人系列小说不仅与现实关系密切，而且紧扣时代脉搏。通过对弗莱姆及其相关族人的刻画，福克纳将他们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对于人类社会变迁具有警示意义的寓言，进而叩问进步主义者们的盲目乐观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