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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以来，尽管每位帝王对待儒佛道三教的具体态度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采取了三教并行的文化政策，他们一方面提倡以儒学为治国之本，另一方面又提倡以道教、佛教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君主的三教并举政策及“三教论衡”活动，促进了三教鼎立文化格局的形成。以此为契机，佛道二教迅猛发展起来，不但信徒数量猛增，寺院、宫观遍布名山都邑，而且理论体系也发展成熟，对文人士大夫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佛道二教的迅猛发展，不但使儒学失去了其昔日的独尊地位，而且在理论上也相形见绌。这种局面引起了柳宗元等有强烈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之儒士的深沉思索。
柳宗元的儒学观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对儒家之“道”与“统”的诠释上。在他的“道统论”中，孔子居于核心地位，而周公与孟子往往被排除在外，这是由其“大公之道”的社会理想与“生人之意”的政治策略所决定的。柳宗元把儒“道”的全部内涵概括为“大中”两字。“大中”是一个开放的范畴，具有“大公之道”、“生人之意”、“中正”、“当”、“不尚异”等多重内涵。他认为，儒“道”的核心是“大中之道”，而作为抽象概念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只是“大中之器用”，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对历史上的许多事件做了重新解释，得出一些惊世骇俗之论，从而为儒家之“道”注入新的活力。
在唐代佛教各大宗派中，柳宗元所接触的主要是禅宗、天台宗、净土宗、律宗，他对每个宗派的具体态度是不同的，其中对天台宗评价最高，对禅宗批评最多。柳宗元佛教观的总体特色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融合性。他的佛教融合观，可按从小到大的顺序分为三个层次：统合禅宗南北，统合禅教，统合儒释。二是理性涵盖下的非理性选择。他对佛教的态度是理性的，但在理性支配之下，他又在努力唤起民众，尤其是那些“病且忧”者对佛教的信仰，理性与非理性圆融于“佐道”之理想中。三是“体用不二”的思维方式。柳宗元的佛教观，始终贯穿着“体用不二”的思维方式，通过对佛教“体用”的独特理解，他一方面把佛教引向自由，另一方面又把它引向秩序。
柳宗元对道家、道教的理论与方术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站在儒家立场之上，本着“经世致用”的原则，对道教五部“真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证与评价。他吸收并发展了道家、道教的“元气论”，并把它上升为宇宙的本原：吸收了道家、道教的“自然论”，并把它发展为哲学上的“无神论”和政治上的“顺性化民”主张；吸收了道家、道教冲虚、恬淡的心性特征，把它作为儒家心性论的补充。柳宗元在充分吸收道家、道教理论营养的同时，对道教服饵、食气等方术进行了猛烈批判。
在三教关系的处理上，柳宗元提出以“夷夏若均”、“伸长黜奇”、“佐世”为基本原则来融合三教，“三教归孔”是融合的总方向，“中道”是三教融合的纽结点。柳宗元的宇宙论与心性论是在三教诤辩背景下形成的。受佛教“缘起论”启发，他悬置宇宙起源问题，否定以前各种关于宇宙本根的说法，坚持“元气”本原论，并试图把“元气”上升到本体高度。他一改以往儒家以善恶论性的传统，而以“志”与“明”来谈论心性问题，在充分吸收佛、道资源的基础上，对“志”与“明”两范畴进行重新界定。他还创造性的抽去“性善”的道德内涵，将它还原为一个正价值判断，将其义涵指向“性静”，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三教心性论的融合。通过与韩愈、李翱、刘禹锡、白居易等儒家学者对比，我们认为，柳宗元是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儒家的最高代表。
柳宗元的儒佛道三教观，不但对宋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宋以后三教融合思想的发展。柳宗元基于“辅时及物”立场之上的“三教融合”观，对宋代事功派儒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反“天命论”及以儒为本融合三教的学术思路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柳宗元不但是宋代事功儒学薪火的传递者，而且是宋明理学理性之种的播撒者。在佛教徒眼中，柳宗元是一个对佛法有深刻理解的儒家学者，他不但善于挖掘、利用佛教中有关“辅时及物”的思想，而且对僧众不守戒律和破坏社会秩序等现象进行猛烈批判，对佛教起了“深救时弊”的作用。柳宗元的“三教融合”思想对宋以后三教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在宋明“三教融合”的主要倡导者契嵩、宗杲、元贤、宋濂等人身上都有明显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