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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50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不仅在经济上宣告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最终灭亡,并在此基础上拆除了乡土中国旧有的生产关系和权力结构,予以重组,从而在更隐在的层面更新农民的主体认同、家国想象和情感结构。在历史进程当中如此独特的意义,使土地改革运动形成相当丰富的阐释空间,因此成为文学作品反复表达的对象,自土地改革的当时直至新时期以后,不断有叙述土改的作品涌现。而由于所处历史时期的不同,作者所持意识形态的差异,必然导致对这同一历史事件理解的多元,影响到文本的人物设定、情节安排甚至叙事结构。本文引入现代性的视野,力图在不同时期不同意识形态诉求的土改叙述当中辨识出其建构历史的理路,探讨土改叙述在何种意义上参与了对土改历史的重新编码,并与此同时如何不断确立和更新文学本身的规范和方法。
本文将土改叙述划分为三大类型予以考察:
第一类是典范性的土改叙述,这类叙述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的文学规范,在叙述文本和历史真实之间搭建起一种既叙述又阐释的隐喻关系。在表现土改运动斗争全貌的宏大叙事当中,典范性的土改叙述致力于使农民产生阶级认同的主体意识,以阶级关系替换乡土中国宗族关系的社会结构,同时改写旧有的道德规范,对地主阶级进行道德指控,将之建构成为革命的他者,从而使以暴力手段完成历史断裂的行动获得合法性。这样的叙事框架,不但重组了历史认知的规范,也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供了最初的规范。
第二类是非典范性土改叙述,此类叙述未能自觉地以典范性土改叙述所确立的文学规范来约束自己,从而造成了革命文学事业内部的摩擦和冲突。探讨它们在何种意义上冒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提供的文学秩序,能够更清楚地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复杂内涵,也更清楚地认识典范性土改叙述所阐发的历史结构和现代性想象。
第三类是反典范性土改叙述,此类叙述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取与典范性土改叙述的意识形态完全相反的立场,以人道主义的道德观质疑甚至颠覆中共的现代性建构；另一种则以解构的姿态进行历史叙事,从根本上即否定历史的必然性和可还原性,而以偶然和主观的态度重新进行历史建构／解构,将历史游戏化和祛魅化,从而消解了历史的沉重负载,促使文学作品向叙述内部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