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我国新兴加转轨的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每年都发生大量的并购、重组和控制权转移事件。这些活动涉及大额交易，影响公司的资产质量、经营状况和经营业绩，关系到资产并购各方以及投资者的利益。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属于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的范畴，也是上市公司并购研究的内容之一。在第一大股东变更过程中，上市公司是否进行了盈余管理，会计信息的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各相关者的利益。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呈现高度集中和一股独大的显著特征，绝大部分大股东可以对上市公司实施强有力的控制，并实际控制了公司的重大事项决策权和日常的经营决策权。大股东在控制权转移的过程中，拥有运用其掌握的盈余报告政策来管理对外报告的盈余数字能力。因此，在控制权转移的预期下，大股东既有通过盈余管理谋取私有收益的强烈动机，同时也具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能力，因此在第一大股东变更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操纵利润的盈余管理现象。 在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前，非流通股的转让只能在专门的产权交易市场进行，上市公司的股权转让绝大多数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得以实现，股权转让定价成为各方关注的核心问题。一般来说，带有控制权的股权转让价格高于其净资产的溢价部分反映了控股股东从控制权中获取私利的预期。非流通股权的转让以会计报告中的每股净资产为重要定价依据，会诱发相关利益人利用会计盈余管理来操纵股权转让价格，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是影响并购溢价的一个重要因素。 控制权转移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是金融学界和会计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关控制权转移对经营业绩的影响，部分研究结论表明控制权转移提高了公司业绩。从理论上分析，控制权转移后公司的业绩得到改善，既可能表明公司的经营效率真正得到了提高，也可能这种所谓的改善是盈余管理的结果。也就是说，控制权转移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不仅可能会影响转移当年的业绩，还可能会对控制权转移后的公司业绩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站在股东特质的视角上，研究第一大股东变更与盈余管理问题。所谓股东特质是指股东的性质、特点、持股特征等意识。国外股票市场是全流通，我国则有各种类型的股东，比如国家股、国有法人股、社会法人股和流通股股东等，他们的行为有着明显差异。不同性质的大股东具有不同的经济属性和行为特征，这些属性和特征导致了上市公司不同的控制权转移目的，而不同的转移目的又决定了其盈余管理的动机、方式不同，从而对转让溢价、转移后业绩变化的影响也会不同。按照这一逻辑，本文根据第一大股东的所有权性质，把第一大股东变更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即第一大股东由国有变更为国有、国有变更为民营、民营变更为国有和民营变更为民营，沿着股东特质与行为差异这一主线，同时借鉴行为财务方面的理论，考察所有者主体“虚拟化”（比如国资委）与“实体化”（私人大股东）对控制权溢价、私有收益和中长期绩效的影响，国有股权私有化的过程中有无国有资产流失嫌疑，民营公司股权转让中的“理性人”行为，以及国有公司内部人控制个人寻租的可能性等，研究不同类型的变更中盈余管理的特征以及盈余管理行为对转让溢价和变更后公司业绩变化的影响。 本文选择2002年-2009年非金融行业发生第一大股东变更（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第一大股东变更与盈余管理、盈余管理与控制权溢价、盈余管理与业绩变化等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 (1)关于第一大股东变更前的盈余管理问题，通过分析大股东变更的当年、变更的前一年、变更的前二年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当第一大股东由国有股权转化为民营股权时，第一大股东有盈余管理动机，即在国有股权转变为私有股权前后盈余管理存在显著差异。换句话说，即国有股权私有化过程中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嫌疑。当第一大股东由民营转变为民营时，第一大股东变更前后盈余管理也存在显著差异，即第一大股东变更发生在民营企业间时，由于民营企业是一种“理性经济人”，也存在对业绩的盈余管理问题。当第一大股东变更发生在国有企业之间时，无论是有偿转让还是无偿转让，都不存在盈余管理动机。 (2)通过对盈余管理与控制权溢价的分析表明，控制权从国有变为民营企业以及控制权转移发生在国有企业之间时，控制权溢价与基于琼斯模型计算出来的孟(全)管理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控制权发生转移时，可操控性盈余越小，控制权溢价越高。结果还显示，当控制权转移发生在民营企业之间时，控制权溢价与总的应计盈余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总之，控制权转移发生在国有转为民营企业、民营转民营时，以及控制权转移发生在国有企业之间的有偿转让时，公司均存在盈余管理的动机，保证公司能够得到较好的控制权溢价。 (3)对盈余管理与业绩变化的关系研究结果可知，控制权发生转移的当年和第二年，在控制权从国有企业转为民营企业时，以及民营转为民营企业时，盈余管理与业绩变化表现出负的相关关系，即可操控性盈余越低时，控制权转移的业绩越好。在控制权转移发生的第三年，企业业绩与盈余管理之间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可操控性盈余越高的公司在第三年业绩也越好，这说明可操控性盈余在第三年转回，直接影响到公司业绩。当控制权转移发生在国有企业之间，盈余管理与业绩之间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关系。 在学习和借鉴已有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的主要贡献表现在: (1)本文从我国资本市场中大股东变更的现实背景出发，结合中国股东特质进行分析，将第一大股东变更和盈余管理、控制权溢价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分析第一大股东变更中盈余管理的动机、程度和方式，并探求盈余管理行为对变更中控制权溢价和变更后公司业绩变化的影响。由于控制权转移主要是股东或者说是公司所有者之间的行为，因此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所有者财务理论。 (2)以往的研究要么是研究大股东变更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要么是对并购、重组中的盈余管理进行实证检验，而本文则站在中国股东特质的视角，主要研究上市公司在第一大股东变更这一事件中的盈余管理行为，以及盈余管理行为对控制权溢价和变更后公司业绩变化的影响。本文是对现有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更加体现中国股东的特殊情况和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的特征，深化了现有控制权转移和盈余管理的相关研究。 (3)对上市公司在第一大股东变更这一事件中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中，根据第一大股东的所有权性质，把第一大股东变更分为不同的类型，包括国有转为国有、国有转为民营、民营转为国有、民营转为民营等四种类型，探测不同类型的变更中盈余管理的特征以及盈余管理行为对控制权溢价和变更后公司业绩变化的影响。本文的分类方法进一步细化了股东交易的类型，能够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特色之一。 由于样本选取时间跨度和研究方法及模型的问题，本文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研究样本量不大，对股东特质的考察还有待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对民营转国有的类型由于样本较少没作分析等等，这都是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