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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针对国有企业高级管理层的“限薪令”、对“职务消费”的摸底调查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表明了当前中国国有企业治理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过高的薪酬、过度的“职务消费”和懈怠等严重降低了国有企业的效率,进而损害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水平。如何通过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以解决日趋严重的国有企业治理问题,这是一个在实践上仍未得到很好解答的问题,也是当前和下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所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在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方面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对国有企业治理做出了独到的解释并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但是,现有的研究都存在不同层面上的不足,因此无法解决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治理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本文认为国有企业治理的本质是公司治理问题,是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下如何最小化代理成本的问题。国有企业的治理包括治理模式(即具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和治理环境(即激励与约束机制实施的外部条件)两个方面。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公司治理,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有着特殊的治理环境,这必然会影响到代理成本最小化的治理模式(激励与约束机制)的选择。需要针对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特殊治理环境来设计针对国有企业症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并不断完善外部治理环境,而不应该只是照搬主流经济学公司治理理论与现代西方公司治理经验。
本文第二章基于对激励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的文献综述,建立一个国有企业治理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公司治理及其与治理环境的关系。分析证明:公司治理是为了最小化代理成本,不同的治理环境具有不同的代理成本,因此具有不同的治理模式选择。
第三章对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条件下现代公司治理先行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司治理过程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作一个综合性的考察。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随着治理环境的不断变化而调整;国有企业高管的激励约束机制与现代公司对企业高管的激励约束机制存在显著性差异。
第四章考察中国国有企业在激励约束机制方面历史演进与现状,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1)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2)非竞争性的产品市场给激励约束机制的制定带来严格的信息约束;(3)要素市场的不完善弱化外部约束且限制长期激励机制的实施;(4)薪酬机制的设计上存在一刀切现象,难以反映不同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能力;(5)管理者任用行政化造成激励扭曲。
根据上述问题第五章探讨如何深化国有企业治理改革以进一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国有企业运行效率。主要的政策建议包括:(1)进一步明确国资委的权利与责任,确保所有者在位,避免内部人控制:(2)将国有企业大致分为垄断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并依据不同行业特定的技术经济属性进行分类治理,避免一刀切;(3)大力加强国有企业的监管和约束,包括重塑董事会等;(4)建立专门的独立性的专家委员会分行业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定期的检查,减少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为完善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创造良好的信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