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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不仅忽视了制度因素对贸易的影响，也无法解释以企业为核心的国际贸易新格局下的关于企业异质性的大量经验事实。随着合约理论和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国际贸易理论开始关注比较优势的制度来源，并尝试从微观的企业层次来重新阐释国际贸易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分析中国制度环境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本文首先从国家、产业层面梳理了制度与国际贸易规模、比较优势的相关文献，并从企业层面梳理了异质性企业与贸易的相关文献，这些前瞻性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理论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新的研究思路;然后对制度尤其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范畴进行界定，描述了我国制度环境的历史背景和现状，以此为基础讨论了如何量化我国企业面临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环境，最后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我国出口的现状进行考察，从而为本文分析制度对我国企业出口的影响做好准备和铺垫。 在理论研究层面，本文首先分析了影响中国企业出口的宏观和微观因素，并从理论模型和理论机制两方面探讨转型背景下制度因素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出口:借鉴并拓展了Ranjan and Lee(2007)的理论模型，并从产权保护、政府效率、金融发展三方面详细分析制度影响企业出口的微观机制。基于这些理论分析，提出正式制度、政治关联与中国企业出口之间关系的假设。 在实证研究层面，本文采用2006-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出口数据分别检验正式制度、政治关联对企业出口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的正式制度环境下政治关联对企业出口的影响。计量模型借鉴了关于异质性企业和贸易的实证研究中的基本分析框架，将企业层面的制度质量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将用来解释企业出口的企业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如企业规模、生产率等变量），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企业层面的出口量进行回归，并通过指标替换等方法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其他条件相同的企业来说，正式制度环境较完善地区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出口规模;具有与政府之间天然关联的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出口规模，更进一步，在正式制度缺乏的条件下，国有企业这种政治关联的出口效应显著;但是有无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的出口效应却不显著。 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可以认为，对于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制度质量的提高对企业出口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改善和出口促进功能。因而，制度环境的完善有助于促进我国的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基于这些分析，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 完善正式制度环境，促进出口贸易发展，即通过政府部门颁布和实施一系列加强产权保护、提高政府效率、完善金融服务的法律、法规，为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活动创造良好的正式制度环境，从而促进企业出口。 重视并发挥传统文化、伦理规范、关系网络、信任机制等非正式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对克服国际交易中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将其视为正式制度约束条件下重要的补充或替代机制，有助于减少社会运行中的摩擦力和交易成本。 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研发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同时，政府也要在技术、资本密集型等制度依赖型的产业加强出口促进和补贴的贸易制度建设，形成新的技术、资本、规模经济、制度等比较优势，进而推动出口产业的转型升级，改善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增加贸易附加值，提高我国出口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借助于产业的区际转移，加强我国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协调发展，尤其是缩小地区之间的制度差异，通过推动地区间的制度协调发展，尤其是合约实施质量的协调，实现地区间的产业协调和出口贸易的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