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工业化一直是近代以来经济史学和现代经济理论所关注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出现了大量从各种角度研究工业化问题的学术成果。但是，迄今为止，从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互动的角度探讨工业化的综合研究仍然比较薄弱。所以，本文以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互动为切入点，借鉴吸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技术经济学等相关理论，综合运用经济分析与历史分析，总体分析与个案分析，比较分析与系统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提出了互动合力论工业化理论模型，尝试性地对中国近代工业化加以解读，力图厘清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与不发展的脉络和原因，探求其历史发展模式。 本文除导言和参考文献外，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基于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互动视角的工业化理论模型。首先，从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互动的视角对西方工业化国家历史进行了考察，通过史实印证了二者互动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贯穿于其整个工业化进程。其次，阐述了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是工业化进程中相对独立而又密不可分的两个重要变量，旨在说明这是二者互动必备的基础条件。再次，根据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基本原理，论证了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互动有着充分的、科学的理论依据。最后，分析并描述了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相互决定且共同作用于工业化的机理与路径。指出制度变迁往往不能排除技术进步的作用;而技术进步的形成和扩散则进一步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变迁，于是二者在互动中动态地演进和发展，螺旋交互上升并形成S型工业化发展路径。 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阐述了中国近代工业化过程中的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先是从制度变迁层面考察中国近代工业化，并围绕技术进步和工业化这一主题，对晚清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主要经济制度变迁进行了梳理和简评。然后从技术进步层面考察中国近代官办工业和民办工业的技术进步状况，论述中国近代工业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从而中国近代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始终与技术引进、技术进步相伴而生，技术进步也由此行进在“引进—改进—自制”的道路上，呈现出独特的特征。以上两个部分是平行的，意在为下一步论述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互动做好铺垫。 第四部分阐述了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互动下的中国近代工业化。该部分从二者互动的内在机理出发，具体论述了洋务运动时期、甲午战争后和民国初年时期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是如何互动的，经过了怎样的互动过程，进而这种互动又导致近代中国工业化出现了什么样的发展与不发展。为了能够清晰地刻画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真实水平和状貌，在本部分的最后，还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进行了国际比较。史实表明，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与不发展的二元状态是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综合作用的结果。当二者互动较为充分的时候，往往是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较快的时期;而当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互动机制受到破坏的时候，与之相伴的则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不发展。 第五部分对中国近代工业化过程中的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互动进行了深度剖析。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其一，影响互动的因素分析。这些因素包括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很不充分的资本积累、剧烈的社会动荡、有失偏颇的政府行为和发育很不充分的市场。其二，互动的特征分析。通过提炼归纳，提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互动存在下列特征:互动主体非完全自主性;互动行为滞后性;互动启动被动性;互动传导机制非健全性。其三，互动的本源分析。本文认为，总需求是影响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互动的重要外部冲击源，需求——商业革命——工业革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机制，近代中国总需求增长缓慢和未完成的商业革命与未完成的工业化互为表里。 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展望。通览近代中国工业化全过程，可以发现，纵向来看，在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互动的作用下，工业化的确经历了发轫、进步与高潮过程，甚至不乏黄金时代的出现。但是，如果横向地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工业化水平又是很低的，其中的互动也是低水平的有限度的互动。虽然说互动中有进步、有发展，但更有断裂、停滞与缺憾。从总体来讲，低水平互动导致的不发展居于主要的和主导的地位。中国近代工业化迟缓的症结就在于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的互动力微弱，不能构成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持久而又强大的动力源泉。制度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制度与技术的主次差异上。通过超越争论，有助于开拓二者兼容的广阔空间，寻找并揭示出二者共同推动工业化的内在机理，走出一条二者相互促进的第三条道路。努力以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互动形成新型复合推动力，也是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