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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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的协调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实现可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产业结构的发展程度决定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实力，一国出口结构的发展水平则决定了该国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和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长期以来，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关系一直是国际贸易领域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从理论上讲二者应存在“镜像”关系，即产业结构是出口结构的基础，出口结构是产业结构的反映。但是在当前，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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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的协调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实现可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产业结构的发展程度决定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实力，一国出口结构的发展水平则决定了该国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和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长期以来，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关系一直是国际贸易领域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从理论上讲二者应存在“镜像”关系，即产业结构是出口结构的基础，出口结构是产业结构的反映。但是在当前，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背离，即中国出口结构的变化并不能反映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虽然现有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但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数据的分析，本文对这一现象给出了一个新的解释：中国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存在的“背离”，主要是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对于对外贸易中以加工贸易占重要地位的中国而言，出口中包含了大量的外国附加值，导致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并不能准确反映自身实际的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从而导致了二者之间存在“背离”。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首先在理论上分析了中国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之间存在背离的原因，提出了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并不是与中国出口结构之间存在“镜像”的关系，而是与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结构之间存在“镜像”关系的假说；其次使用WIOD数据库中中国的相关数据对这一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产业结构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结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二者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并不存在背离。但是，由于服务的“不可贸易性”问题，导致相对于服务行业而言，货物行业内部产业结构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结构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最后，从提高本国出口产品中的附加值、推进贸易方式转型、优化产业结构，发挥产业结构对外贸结构优化的正向促进作用等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新时期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出口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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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儒家中,“君子”一词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孔子首先明确提出“君子”具有道德的内涵,实现了“君子”从代表地位意义到象征着道德品质的身份转变。“君子”不仅注重自身道德品质的培养,也希望通过自身的言行举止影响他人,实现全民向“仁”。孟子和荀子在孔子君子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各自的社会背景,进一步开显“君子”的诸多人格魅力。孟荀二人分别作为儒家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从表面上看,孟荀二人的思想差异很
什么是公意?这是一个问题。公意基于人的私意,但却高于人的私意;公意具有神性,但却俯身于尘世。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为我们阐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哲学概念:公意。在公意的指导下,人们不会像霍布斯那样,把一切都交给统治者;也不会像洛克那样,仅仅守护着自己的财产权。而是将自己的一切交给共同体,以期待获得共同体的一切。自启蒙运动以来,公意概念影响着无数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法国大革命。虽然最后法国大革命失败了,但
当今世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亦被打破,似乎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绊脚石”。生态问题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阻碍之一,在这世界生态问题大环境下,国内外关于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如何解决生态危机并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如何有效杜绝由生态危机向人类生存危机转变,如何实现各国人民公平发展,特别是使第三世界的国家避免受制于生态帝国主义的侵袭的研究已然成为研究
马克思于1841年3月底完成了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统称“博士论文”),这是马克思第一部纯哲学著作,是其哲学思想的起点。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甄别了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两位古希腊哲学家在自然哲学上的差别,其中细微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两位哲学家“原子论”的不同。马克思从中看到了伊壁鸠鲁原子论的价值,因为他的原子论为人的自由和解放提供了自然论证依据。此时的马克思仍然
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可区分为理性、启蒙和文化三个重点。在理性批判方面，霍克海默坚信，具有悠久的理性主义传统的西方社会，经过长期的发展而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工具理性化的特征。工具理性的盛行，不但造成了人的价值被贬低，而且还引起了极权主义的统治。在启蒙批判方面，霍克海默认为，启蒙和神话始终处于相互逆转的状态之中。神话即是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启蒙并没给人类带来文明，反而使人类陷入了深深的野蛮之中。启蒙后的
以人为主体,将人类生存视作绝对责任,对社会、自然以及人本身的行为及后果负责,是责任伦理的基本内涵。欧盟“地平线2020”创新计划(以下简称“地平线创新计划”)将“负责任创新”作为“软法”(soft-law)贯穿于计划始终,蕴含了丰富的责任伦理思想,它既是规避技术创新风险的现实召唤,也是技术创新与责任伦理内在统一的理论需要。通过“负责任创新”理念,“地平线创新计划”划定了技术创新与技术主体的责任边界
先秦时期“名”与“礼”有密切的联系，孔子正名思想的产生，正是源于对“名”与“礼”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本论文从孔子正名思想的文化渊源、历史与现实背景、内容与实践等方面，分三章进行论述： 第一章，“名”与周代礼乐制度。本章论述了“名”在周代礼制构建的过程中，向政治、伦理的渗透。周代礼乐制度的构建以“名”为核心，在周代礼乐制度构建的过程中，周人通过“名”划分了祭祀等级、政治尊卑及宗法亲疏的序列。礼乐不
费尔巴哈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哲学影响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对费尔巴哈哲学解读的重要性，直接造成且影响着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与定性。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出场需要真实的费尔巴哈哲学为根基，准确解读其哲学思想，对于论证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超越性、开启旧哲学的理论转向、实现哲学思维的根本性变革至关重要。目前，费尔巴哈哲学在国内研究较少，在有限的研究中还存在着诸多误区，也就是说，传统视阈对费尔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轴心，正如德国学者伊林·费彻尔所言：“马克思的目的始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既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又意味着对它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中的理论反映进行批判。”120世纪下半叶的后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继承了马克思的真精，同样追求经济问题的政治和哲学的深刻追问。 鲍德里亚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受他所处的历史背景的制约，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三个领域：第一，从经济领域
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增长奇迹”。尽管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尝试解释了这一增长奇迹之谜，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对经济增长奇迹的创造功不可没。作为经济增长的国王，企业家群体在创造社会财富、革新生产技术、生产商品和提供劳务方面的贡献巨大。四十年间，中国的创业规模和企业家群体规模飞速增长，这归功于中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从理论上来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