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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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1949-1966)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的人物可以分为先进人物、中间人物、落后人物，人物塑造呈现出类型化的特点。“类型化”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的价值随着文学观念的发展而被低估。但文学在任何时代都不应属于意识形态的附庸，作家一面迎合意识形态，一面又以曲笔表露出自己的文学立场，呈现出规训与逾矩的双重面貌。因此类型化作为一种创作原则在“十七年”这样相对严肃的文艺氛围中也许更加能够承载作者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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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1949-1966)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的人物可以分为先进人物、中间人物、落后人物，人物塑造呈现出类型化的特点。“类型化”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的价值随着文学观念的发展而被低估。但文学在任何时代都不应属于意识形态的附庸，作家一面迎合意识形态，一面又以曲笔表露出自己的文学立场，呈现出规训与逾矩的双重面貌。因此类型化作为一种创作原则在“十七年”这样相对严肃的文艺氛围中也许更加能够承载作者所要阐述的精神内涵。辩证地看待人物类型化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以具体作品为切入点，选取各个类型的人物，对其丰富性和矛盾性进行详尽而合理的阐释，去发现人物外在表现和内在精神的关系，人物非本质性格的曲折流露，文体特色和其创作背景之间的关系等，以期从传统的“类型化”人物分类中走出来，关注文字背后复杂的情感取向，揭露文学创作、政治权力、人性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予以论述。
首先，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往往受意识形态的规约，呈现为不同阶级的类型化形象。一类是积极支持合作化运动的先进农民;一类是充满矛盾冲突的中间农民;一类是被扭曲书写的落后人物。
其次，探讨类型化人物的伦理困境与由此产生的叙述上的悖论。这主要从民间伦理的放逐与隐现，自然人性的遮蔽与失衡，公有和私有的界限模糊三个角度去挖掘政治“一体化”叙述之外的其他伦理观念在民间作品中的隐现，发现类型化人物“不纯粹”的一面。
最后，对类型化人物“不纯粹”的产生原因进行探寻。主要对类型化人物和由此产生的伦理困境和叙述悖论之间的矛盾进行原因探寻，从作家主观想法和客观效果不平衡，作家政治立场和艺术审美不平衡，作家创作理想和历史真实的平衡与失衡三个角度，探讨政治、伦理、人性、艺术审美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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