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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视角下，博物学是科学的一种古老形态。并且，在今天西方近代科学的弊端日益暴露的情况下，提倡、传播博物学有明确的补充意义。但西方博物学与西方近代科学同处一片科学文化土壤，虽是两种不同的科学形态，却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脉相承的特点。而作为本土“地方性知识”的中国博物传统，又有着与西式博物不同的特点，也可能带来更独特的意义。 目前学界对中国传统博物的研究，多是从文字资料入手。但绘画中也是记录的一种方式，也不曾脱离社会时代背景而存在。尤其是在宋朝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不仅绘画艺术极大繁荣，理学成为最主要的社会思潮，博物学成就也相当突出。中国的花鸟画、山水画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西方博物画的功能，这为我们从绘画入手研究中国博物特点和意义提供了可能。 本研究以宋代绘画为研究对象，适当结合时代背景，在把握宋代绘画，包括画评整体上的写实特点的基础上，从花鸟画中总结出三种格物方式，并解读了山水画中蕴含的自然观。在明确绘画语言的博物意味之后，进而分别以宋徽宗赵佶和宋代著名画家郭熙为案例，分析并反思了他们的博物方式、博物情怀。最后，通过绘画分析所得，并参照中国博物的整体状况，得出中国博物所具有的五个特点分别为:描述与分类体系皆源于实用;中国博物模式是内敛而非外扩的;中国博物的思想是有机自然观，是“活”的博物;中国博物从来不曾脱离情境而存在;中国博物归根到底是人学，是中国古人的一种修炼方式。而这以上种种，使得宋人，乃至中国古人，都是在物我关系中认识自然，物与我并不分离。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博物不可能走上以客观为特点的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道路。而以绘画为媒介传播这样的中国传统博物，可以更彻底地丰富和纠偏科学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