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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以来，城投债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同时亦是整个债券市场存量规模最大的债券品种，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逐渐提升，引起了中央政府、投资者等各方的普遍关注。在城投投资信仰尚存的今天，债券投资者和地方政府需要对其考量的角度颇多，现存的研究多从宏观经济发展、区域政府财政实力、以GDP为标准的官员考核标准下的不良竞争等角度出发探究城投债的发行、偿还压力及风险，而本文主要聚焦于官员这一个体的影响，考察了地方官员腐败渎职行为对城投发行的影响，具体来看主要为两个方向:第一，区域腐败对城投发行规模和发行次数的影响;第二，区域腐败对城投债平均发债成本的影响，即对融资成本的影响。
在实证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通过对2009-2017年我国省级腐败数据和城投发行数据的研究和分析，主要有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区域腐败问题会显著降低区域的城投债发行次数和平均发行规模:其作用机制主要有三条，两为负一为正，三者综合效应为负，分别为:1官员通过渎职行导致募集资金的浪费，导致债务规模扩大，即发行次数和平均发行规模的增大，为正效应;2腐败行为通过恶化区域经济环境导致资金需求增大，进而增债务规模，即发行次数和平均发行规模的增大，为正效应;3腐败行为会导致其后续官员的非正常更替行为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债券发行次数和平均规模降低，为负效应;
第二、区域腐败问题会显著增加区域的城投债发债成本，即增大区域的融资成本。当区域腐败程度加剧之时，城投债券的发行的票面利率水平越高，发行成本越大，其主要作用机制为腐败影响了恶化区域经济，导致区域偿债能力下降，区域风险增大，抬升了票面利率。
此外，在稳健性检验上，我们考虑了市场化程度和财政分权程度两个异质性因素，故对此进行相关的分析和检验。
我们发现:对于市场化程度，我们采用各省的市场化指数(樊纲等，2018)，该值越大，意味着企业自主决策能力越高，市场经济灵活度高，以中位数值作为高低市场化样本的区分条件。在不同的市场化程度条件下，三个模型的稳健性较为不一致，从作用机制和实证分析中，我们得出结论:对于债券平均发行规模和次数而言，低市场化程度地区，模型较为稳健，拥有者较好的负相关显著关系;在高市场化地区，不显著;对于债券发行成本，高市场化程度地区，模型较为稳健，具有较好的正相关显著关系。在低市场化地区，不显著;从整体经济学逻辑上可以认为，高市场化地区企业与政府之间风险隔离较好，市场化程度高，可以通过抬升利率吸引投资者抵消腐败带来的恶劣影响;低市场化地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风险隔离较差，市场化程度低，反腐造成的政治不稳定性在低市场化地区容易放大影响，无法通过抬升利率抵消腐败带来的恶劣影响，造成城投平台债务发行的取消或募集规模的下降，影响发行次数和平均发行规模。
对于财政分权程度，在财政分权代理变量的寻找中，我们参考乔宝玉(2005)的研究，用各省人均财政支出占全国人均财政总支出作为其代理变量，以中位数值作为高低财政分权样本的区分条件。在不同的财政分权程度下，区域腐败问题与城投债发行次数和平均发行规模的模型依旧是稳健的，并且从分组回归来看，财政分权程度较高的地区腐败对城投债平均发行规模和发行次数的效应要弱于财政分权程度较低的地区。
本文丰富了对城投债发行的思考。主要贡献有: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如何把控城投发债过程中的腐败漏洞，从而降低区域腐败对地方融资规模和成本的影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对于债券投资者而言，在城投金身尚未打破的现实背景下，城投的违约风险究竟几何，如何从腐败角度去考量地区债务风险是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的。
在实证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通过对2009-2017年我国省级腐败数据和城投发行数据的研究和分析，主要有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区域腐败问题会显著降低区域的城投债发行次数和平均发行规模:其作用机制主要有三条，两为负一为正，三者综合效应为负，分别为:1官员通过渎职行导致募集资金的浪费，导致债务规模扩大，即发行次数和平均发行规模的增大，为正效应;2腐败行为通过恶化区域经济环境导致资金需求增大，进而增债务规模，即发行次数和平均发行规模的增大，为正效应;3腐败行为会导致其后续官员的非正常更替行为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债券发行次数和平均规模降低，为负效应;
第二、区域腐败问题会显著增加区域的城投债发债成本，即增大区域的融资成本。当区域腐败程度加剧之时，城投债券的发行的票面利率水平越高，发行成本越大，其主要作用机制为腐败影响了恶化区域经济，导致区域偿债能力下降，区域风险增大，抬升了票面利率。
此外，在稳健性检验上，我们考虑了市场化程度和财政分权程度两个异质性因素，故对此进行相关的分析和检验。
我们发现:对于市场化程度，我们采用各省的市场化指数(樊纲等，2018)，该值越大，意味着企业自主决策能力越高，市场经济灵活度高，以中位数值作为高低市场化样本的区分条件。在不同的市场化程度条件下，三个模型的稳健性较为不一致，从作用机制和实证分析中，我们得出结论:对于债券平均发行规模和次数而言，低市场化程度地区，模型较为稳健，拥有者较好的负相关显著关系;在高市场化地区，不显著;对于债券发行成本，高市场化程度地区，模型较为稳健，具有较好的正相关显著关系。在低市场化地区，不显著;从整体经济学逻辑上可以认为，高市场化地区企业与政府之间风险隔离较好，市场化程度高，可以通过抬升利率吸引投资者抵消腐败带来的恶劣影响;低市场化地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风险隔离较差，市场化程度低，反腐造成的政治不稳定性在低市场化地区容易放大影响，无法通过抬升利率抵消腐败带来的恶劣影响，造成城投平台债务发行的取消或募集规模的下降，影响发行次数和平均发行规模。
对于财政分权程度，在财政分权代理变量的寻找中，我们参考乔宝玉(2005)的研究，用各省人均财政支出占全国人均财政总支出作为其代理变量，以中位数值作为高低财政分权样本的区分条件。在不同的财政分权程度下，区域腐败问题与城投债发行次数和平均发行规模的模型依旧是稳健的，并且从分组回归来看，财政分权程度较高的地区腐败对城投债平均发行规模和发行次数的效应要弱于财政分权程度较低的地区。
本文丰富了对城投债发行的思考。主要贡献有: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如何把控城投发债过程中的腐败漏洞，从而降低区域腐败对地方融资规模和成本的影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对于债券投资者而言，在城投金身尚未打破的现实背景下，城投的违约风险究竟几何，如何从腐败角度去考量地区债务风险是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