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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形势，国防建设已经从保卫领土、发动战争的单一职能发展演变，军品贸易已经成为了各国间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军工企业及其产业链已经融入到国民经济的诸多领域。在许多发达国家，国防支出已经成为演变为政府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甚至成为在经济低靡的时候拯救国民经济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中国这样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长期处于复杂的国际战略环境中、面临各种挑战的国家来说，如何正确评估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而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在经济和国防发展中时时刻刻要面临的战略性挑战。
本文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国防费支出的基本情况。包括我国对国防支出的定义，影响我国国防支出的因素，国防费支出的变化趋势及基本结构和特点等。30年来，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国防投入始终保持较克制的规模。自1978年以来到2007年GDP和国防费支出呈明显上升趋势。但是国防费支出的增长规模远远赶不上GDP的增长规模，以至于国防费支出占GDP比重的总体上呈下降趋势。1978年为4．6％，1987年1．74％，此后到2007年一直稳定在1％-2％的区间。根据我国《2008年中国的国防》中界定，中国的国防费包括：人员生活费、训练维持费、装备费。我国近年来，三分之二的国防费用于军队生活、训练等维持性开支。
在整体分析方面，通过灰色关联度分析得出我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不高。再结合自1978—2007年间我国GDP总量增长了14倍，而国防支出仅增长了4．2倍这一事实，可知我国国防费的支出规模远远滞后于经济的增长，并且说明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协调。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国防费支出应该有明显的上升空间。在整体分析中的因果关系实证研究方面，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是国防支出的格兰杰原因，而国防支出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我国现有的国防支出规模和结构尚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影响，国防支出并不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强的外生变量。
接着本文从经济学中定义的“外部性”影响出发，在研究菲德尔—拉姆外部性模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两点改进，经验研究的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度大幅度提高，并且各经济变量系数均具有显著性，模型的结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更具有解释性。回归结果说明改革开放近30年来对我国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要素中，以技术进步贡献最大为，其次是资本(或者说投资)，最后是劳动力。军费开支的规模效应有明显的正的系数，国防开支的外部性有明显的负的系数。国防开支外部性的明显负数则说明国防部门的发展对民用部门总体没有什么正的副产品，甚至是相反的效应为主，即国防部门从民用部门吸收了更多的营养。通过求解国防部门和民用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差异值，可得我国国防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民用部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国防系统内的市场体系不如外部市场体系健全，国防部门的效率往往低于其市场效率。而本文得出的结论恰好与之相反，这说明我国的市场机制尚不健全，而作为强制“现代化”的国防部门在合理的统筹安排和高效的资源调度下，其边际生产率反而更高。随后本文对改进的菲德尔—拉姆外部性模型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结合定量研究的结论，提出了若干优化我国国防费支出规模的政策。为了发挥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建议将国防支出定为GDP的6％—8％。
在外部性模型研究的结果上，本文全面地研究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外部性产生的各种渠道。在具体的各种影响渠道方面，对我国来说国防开支乘数效应无疑是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国防支出之所以会产生乘数效应，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国防支出在其使用过程中通过购买军品和劳务，引起有关厂商和居民收入的增加，然后这部分厂商和居民又会以其所增加的收入的一部分继续购买其所需的产品和劳务，进入到国民收入的下一个循环之中，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国防支出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引起收入的倍数变化，产生乘数效应。通过对我国国防支出乘数的理论分析及计算，得出我国国防开支的乘数大于一般投资乘数。并且提出了一些优化我国国防开支结构的政策，以便进一步发挥国防开支的乘数作用。
本文通过对我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相关内容的实证分析结果和政策研究，为决策者提供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