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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背后，环境污染已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尤其是引起温室效应而诱发全球气候变暖的碳排放问题。事实上，中国环境问题是由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而这种发展模式又源于“中国式分权”下的政府行为。中国分权制改革产生的经济激励和政治晋升，使得坚持以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的各地方政府，对资本这一流动性较强的稀缺要素有着近乎本能的强烈兴趣。与国内资本相比，地方政府则更加青睐于外商直接投资(FDI)。因为FDI的进入，可以绕过中国僵化的金融体制，直接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大量的金融资本，弥补地区经济发展的资本缺口，促进地方经济的增长。同时，FDI带来打包的资本、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对经济增长产生多方面的溢出效应。但是，FDI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能会使得东道国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尤其是碳排放问题。 论文构造了包含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与碳排放的动态面板模型，并分地区（东、中、西部）探讨解释变量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差异，从而较为深入的分析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内在影响。本文运用了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全国层面，财政分权与二氧化碳排放存在负相关关系，但财政分权与外商直接投资交互项对碳排放有着正向影响，财政分权加剧了地方对FDI的竞争程度，强化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不利于中国现有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区域层面，东部财政分权与FDI交互项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最强，而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度对碳排放的影响效用不显著。 为了进一步探索验证不同的财政分权水平下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会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的变动，即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是否存在若干个财政分权“门槛”。本文对门槛效应的机制进行了梳理，构建了面板数据门槛模型验证门槛效应。实证结果发现：门槛的估计和检验结果验证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通过了门槛显著性检验，其影响效应会随着财政分权水平的变化而发生突变，存在三重财政分权度门槛效应；另一方面，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低财政分权水平与中低财政分权度水平下，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估计系数为正，这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加剧了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排放，但系数并不显著。而在跨越一个门槛进入较高财政分权度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系数发生了突变，估计系数变为显著为负，外商直接投资与碳排放负相关，在较高财政分权度水平下，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可以改善现在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状况。 在各国对“温室效应”日益关注以及中国节能减排的大背景下，研究结果对我国地方政府理解适度的分权与减少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区域财政分权制度与合理的外资引入政策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