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青春电影指的是围绕青少年的情感经历和他们的精神困惑和心理变化，以及青少年在价值观念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为叙事内容和题材的电影。作为当下电影产业的范式之一，青春电影不仅是“银色的梦”，更是一种特定的文化编码方式。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立足于历史洪流的青春表述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革命现实主义的理想表达，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青春电影中的反思与困惑再到新世纪后商业化浪潮下的怀旧之风，以及二零一七年后青春电影的现实转向，青春电影的创作不仅是一定社会语境下的镜像表达，其间对青少年群体的典型塑造也总是折射出特定时期内的主流价值观念和社会意识。实际上，作为家庭期待和国家未来的青少年自古以来都是整个社会关注与关怀的对象。面对青少年群体以及他们真实的成长问题和情感需要，青春电影也早已于不期然间烛照出某些少年成长的真实境遇。然而，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商业逻辑逐渐成为衡量电影成功与否的重要尺度，青春电影为迎合市场的需求也表现出一种鲜明的同质化倾向。在这一时期，爱情成为青春电影的主基调，纯真、脆弱、莽撞、勇敢，这些词汇则共同构成了关于青少年群体的话语想象，忽视也遮蔽了青少年成长的生存与文化现实。
与那些将懵懂爱情作为主要表达对象的青春电影不同，以二零一七年电影《嘉年华》的上映为肇始，青春电影开始重新将主题让位于对青少年弱势以及边缘社会处境的叙述。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个人化青春表述，同时也展现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青少年群体存在与成长这一命题新的思考。本文的写作目的正在于以这些电影为研究样本，以电影中所塑造的典型形象为研究主体，从精神分析学等角度探讨青春电影中青少年存在与成长的不同境遇，进而揭示青少年的主体生成与社会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多重联系。
首先，本文以青少年所遭受的创伤性体验为入口分析他们在存在与成长中的种种处境。相较于身心状态更为稳定的成年人，那些尚且处于依附位置的青少年的自我更加脆弱。其中，家庭的分离与不幸、生活的困顿与贫穷、令人不快的社会经历和备受压抑的情感状态，这些创伤性体验都在不经意间触碰到了青少年成长的基础，成为他们自我压抑与焦虑的根源；其次，本文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在意识形态语境中被质询的青少年主体。主体的生成不仅是一种变动的、永未完成的过程，更是一种逻辑性的、生产性的过程。在这些青少年主体的动态的生成中，以父母、师长为代表的主流话语体系不断试图从规训强迫和日常的生活经验入手将青少年打造成为可供欲望和书写的对象。那些不甘于服从既有话语规范的青少年则被指责“没有长大”，甚至排斥为社会的边缘人、无名者乃至不可饶恕的对象；最后，本文从自我重构的角度出发，分析青少年在社会化进程中的反思与成长。面对生命进程中的缺失与过渡，如何再次寻找到一种想象中的圆满与坚实不仅是摆在电影中这些青少年面前的艰巨重任，同时也是值得人们关照与反思的社会命题。从失范行为到理想愿望，外部世界和象征秩序摧毁了青少年心理上的均衡和稳定性，这些行为则是他们应对不断失落的主体性所做的象征性努力。但面对难以撼动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父系统治秩序，青少年最终也只能成长为被社会规范接纳的主体形象，而这就是日常生活的不变特征。
与那些将懵懂爱情作为主要表达对象的青春电影不同，以二零一七年电影《嘉年华》的上映为肇始，青春电影开始重新将主题让位于对青少年弱势以及边缘社会处境的叙述。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个人化青春表述，同时也展现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青少年群体存在与成长这一命题新的思考。本文的写作目的正在于以这些电影为研究样本，以电影中所塑造的典型形象为研究主体，从精神分析学等角度探讨青春电影中青少年存在与成长的不同境遇，进而揭示青少年的主体生成与社会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多重联系。
首先，本文以青少年所遭受的创伤性体验为入口分析他们在存在与成长中的种种处境。相较于身心状态更为稳定的成年人，那些尚且处于依附位置的青少年的自我更加脆弱。其中，家庭的分离与不幸、生活的困顿与贫穷、令人不快的社会经历和备受压抑的情感状态，这些创伤性体验都在不经意间触碰到了青少年成长的基础，成为他们自我压抑与焦虑的根源；其次，本文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在意识形态语境中被质询的青少年主体。主体的生成不仅是一种变动的、永未完成的过程，更是一种逻辑性的、生产性的过程。在这些青少年主体的动态的生成中，以父母、师长为代表的主流话语体系不断试图从规训强迫和日常的生活经验入手将青少年打造成为可供欲望和书写的对象。那些不甘于服从既有话语规范的青少年则被指责“没有长大”，甚至排斥为社会的边缘人、无名者乃至不可饶恕的对象；最后，本文从自我重构的角度出发，分析青少年在社会化进程中的反思与成长。面对生命进程中的缺失与过渡，如何再次寻找到一种想象中的圆满与坚实不仅是摆在电影中这些青少年面前的艰巨重任，同时也是值得人们关照与反思的社会命题。从失范行为到理想愿望，外部世界和象征秩序摧毁了青少年心理上的均衡和稳定性，这些行为则是他们应对不断失落的主体性所做的象征性努力。但面对难以撼动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父系统治秩序，青少年最终也只能成长为被社会规范接纳的主体形象，而这就是日常生活的不变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