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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通》是先秦至汉代声训的集大成者,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声训反映的是同源词互训的情况。汉语同源词具有“音近义通”的条件,同源词互训必然产生训释词与被训释词之间具有声音相同和相近的关系,因此被称作“声训”。但在20世纪中后期,语言音义关系任意性的说法相当流行,一些学者将声训现象批判为“唯心主义”。客观的说,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以《白虎通》为代表的声训有唯心主义的一面,但据此得出声训应该批判的结论有些以偏概全。我们认为,仅仅从是否符合语言规律的角度去认识声训是不够的,因为先秦两汉时期的有些声训显然与同源词无关,不符合语言规律的,需要认清。王宁先生把这种声训称为“义理声训”,认为这种声训的落脚点是义理而不是词源,外在的声音和内在的意义关系并不是它所关注的重点。
我们按照王宁先生的指导,首先从语言学的角度肯定了前人的观点,其次对这种观点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我们对《白虎通》使用声训的原因、《白虎通》声训的来历、声训反应的文化现象做了具体的分析,最后对《白虎通》义理声训做出客观的评价。
《白虎通》利用声音这个外在线索达到说解义理的目的,因此对音同、音近的选择格外宽泛,有的用的是古音、有的是今音、有的甚至是方音,里面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声音体系。从意义上讲,《白虎通》训释词与被训词之间大部分并不是音近义通的关系,训释词的选择是主观的。其中也会有少数声训(占《白虎通》声训的17.36％)符合语言中“音近义通”的规律,这是因为《白虎通》尽管是义理声训,但毕竟是用客观语言表达的,所以难免会受到语言客观性的影响。《白虎通》之所以选择它们,仅仅是因为这些语言声训恰恰符合义理的陈说而已。
在社会风俗方面,《白虎通》使用声训首先是上古语言崇拜的风俗所致,其次先秦的正名思想、汉代口耳相传的传经方式以及汉代文字、训诂之学兴起都对这种训释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思想方面,《白虎通》继承了《礼记·月令》、《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以来的阴阳五行框架,把万事万物的“名”都纳入这个系统中,在这个系统中予以命名,找到命名的根源,即义理词源,使人听到这个声音就想起这个义理:这就是《白虎通》使用声训的原因。
《白虎通》的声训不是随心所欲的,大部分的训释都有文献来源。《白虎通》声训大部分源自汉代流行的纬书,占二分之一。由于纬书散逸,有些声训我们一时难以查找,但从义理系统角度看,这些声训有更多的来源于纬书是无可置疑的。它反映的是汉代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文化现象,包括阴阳五行观念、汉代的伦理观念、上古史重构、对理想社会的构拟、汉代的风俗观念等等。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白虎通》的声训启发了后世科学词源学的诞生,即使不符合语言规律的声训也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白虎通》声训无论在方法上还是观念上都有其局限性。我们的论文目的是把它从科学的声训中剔除,但又要客观的看待它,不能因为《白虎通》声训不符合语言规律就把它完全抹煞。可以说《白虎通》在具体材料上干扰了声训研究,但在整体理念上启发了声训研究。我们的论文就是要试图从理解继承的角度完整的看待《白虎通》暨汉代声训,从而给它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