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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加剧，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跨区域和城乡的流动日益频繁。随着大规模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作为输出地的农村社区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的限制，许多外出打工者无力解决孩子进城读书面对的诸多问题，只能无奈地选择了将孩子留在农村，由家里的其他成员或者托付给他人看管，形成了一个新的弱势群体——“留守子女”，这一问题在近年来开始得到学术届和新闻界等各方面的关注。 与跟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相比，学术届对“留守子女”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研究相对也显得比较薄弱。已有的研究中主要从留守子女的规模、受教育状况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也有一些研究和新闻机构从个案出发，揭露了当前留守儿童在道德品质、心理健康等方面出现的问题。这些研究和报导多数都认为父母外出打工对其子女成长的负面影响非常严重。但这些研究多数都是定性的研究或者是对个别案例进行的追踪，没有人就劳动力转移这一行为本身是否会对留守子女成长产生影响进行定量的研究。留守子女是生活在一个社会化的环境中，其发展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其父母外出打工这一行为本身是否真的如一些学者所推测或者媒体所渲染的那样严重，其实不然。本文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 本文通过对安徽颍上县三个乡镇的2131名中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同时辅助与对学校老师和相关工作人员的访谈，利用得到的数据对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子女的福利的影响进行探索性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一些影响留守子女福利的关键因素。 文章利用问卷数据首先构建了几组与留守子女密切相关的福利指数:学习成绩、学业态度、社会适应、家庭快乐和身心发展。这几个指标除了学习成绩之外，其它的指数都是分别运用因子分析法和加权法合成的综合变量。在影响因素的选择中，除了父母外出打工的情况外，文章还选择了被调查者人口特征、监护人情况、家庭情况和社会人文环境几个方面的相关变量。 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我们得到以下结论:在留守子女的各项福利指数中，只有父亲单独在家会对留守子女的学习成绩、家庭快乐和身心发展方面产生正的影响;母亲单独在家会对留守子女的社会适应产生负的影响;父母双方均外出打工不在家会对留守子女家庭满意度方面产生一定的正的作用。与父母外出打工这一行为本身相比，其子女的福利更多的会受到监护人类别、职业、健康状况和监护人尽职程度，尤其是监护人尽职程度在留守子女的各项福利中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子女父母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水平、子女零花钱数、子女在家劳务负担、父母对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以及父母教育方式都会对子女的福利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家中兄弟姐妹数目、是不是家中的长子或者长女、是不是毕业班以及是否住校都会对留守子女的福利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被调查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尤其是老师对其的关注、与其父母的联系以及周围环境中是否存在对留守子女的歧视都会对留守子女的福利产生显著的影响。 通过对本文调查对象的研究，可以看到在我们调查的范围中，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子女的各方面福利的负面影响并不想我们想象中那样严重，甚至还会有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对以往文献中充斥的对留守子女“妖魔化”的论述提出了置疑。 同时，通过本文的研究，对政府和学校等相关部门提出了一些建议，对留守子女的福利问题充分重视、通过改善农民工待遇、加大教育投入、补充师资等措施来改善留守子女的福利。同时作为留守儿童的监护人、老师等相关人员，要尽职尽责，关注留守子女。外出打工的留守子女的父母，同样也要关注子女的教育和发展，为其提供物资和精神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