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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是我国最稳定的政府层级。早在两千年前，以郡县制为起点，中国最早的完备的国家形态初步形成。以此为基础，后世的国家治理体系延续了这一国家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行政架构的官僚体系中，县上承省市，下统乡镇，是更为稳定和完备的一级政府，因而一直处于垂直互动的节点。县域治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经典议题。县级政府的职能履行直接关乎民生福祉。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大会报告提出，“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反映了中央精简行政效能、赋予地方政府发展空间的决心。作为一项重大的行政体制创新，“省直管县”改革是将“市管县”所形成的“省—市—县—乡（镇）”管理架构，转变为“省—县—乡（镇）”管理模式，以期赋予县级政府更大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和自主发展能力，因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以“省直管县”改革为起点，开展新时代县域治理的经验研究，对于认识和解读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检视和反思基层治理变迁的进程，探索县域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在制度主义社会学、科层制和资源理论的基础上，以“制度—组织—资源”为整合性分析框架，通过对安徽省桐县的个案考察，系统探讨“省直管县”背景下县域治理的制度变迁、组织再造和资源重组，以及由此引发的制度绩效，为地方善治提供了难得的经验样本，也为制度社会学与组织社会学研究的空间拓展，开展了一个有益的探索。首先，从制度变迁来看，郡县传统与权力分合是县域治理的制度“源”“流”。“省直管县”的制度浮现，是反思“市管县”体制弊端的重大行政体制改革，是基层治理的一种制度创新。其次，从组织再造来看，“省直管县”催生了省县之间基于府际信任的新型“委托—代理”关系，为新型县域治理营造了一个新的政务环境与扁平化治理架构。最后，从资源重组出发，在府际合作的制度框架下，行政松绑与财政赋权使新型县域治理的效能得以彰显。然而，府际博弈与资源依赖，使县域治理呈现出较强的制度黏性，从而导致“省直管县”的绩效“内卷化”。制度重构与政策配套、组织权变与省县关系重构、资源协同与预算民主，则是探索新型服务型政府和县域治理现代化的可能路径。 研究发现，作为国家的基本构成单元，县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县域治理是推进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与关键。第一，扁平化的组织再造与科层结构是新型县域治理创新的有益探索。在制度设计上，通过事权与财权相统一、权力与责任相匹配、沟通与协调相结合，“省直管县”实现了省县之间的强制性协调、功能性互惠和技术化理性，展现了“省直管县”后的县级政府治理机制;通过重塑县级政府职能，“省直管县”在县域治理体系与社会协同、县级治理能力与民生提速、县域治理绩效与服务效能等维度，凸显了“省直管县”下的县域社会治理绩效。第二，基于府际信任的府际合作是推进新型县域治理的重要环节。作为府际关系重构的制度创新，“省直管县”是府际权力重新配置和县级政府职能转型的一种可贵尝试。然而，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看，在“省直管县”改革实践中，原有制度表现出强大的制度黏性，县域治理具有强大的路径依赖，弱化了改革的制度效应，使改革初衷难以彰显。第三，行政松绑与财政赋权是新型县域治理的未来发展的可能路径。“省直管县”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由省、地级市两级政府向县级政府下沉行政权与财政权，逐步撤销地级市这一行政层级，熨平“漏斗效应”，突破平行与交叉的张力，走出“名”与“实”的困境，打破“小车拉大马”的僵局，彻底解决财政“省直管县”与行政市管县之间的体制性摩擦，推动政府职能从发展型、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 总之，“省直管县”的制度设计，通过组织再造和资源重组，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为县域治理取得了明显的制度绩效。然而，受结构惯习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影响，嵌入到既定行政结构中的制度设计和新型委托—代理模式难以绕过省县场域中固有的庇护关系，“省直管县”溢出效应有限。因而，如何突破集权与分权的吊诡，超越试点的制度遗产，从理论和实践上回应当前的县域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政府间的资源配置，摆脱资源依赖，实现地方政府责权利的统一，加强基于府际信任的府际合作，重构新型省县关系，推动县域治理的多元协同，探寻行政区划改革的突破口，是新时代县域治理的核心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