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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代际流动的当代文献简略地视为地位获得模式与阶级分析模式的争论。在这一争论背后，是他们对于社会结构的不同看法。在地位获得模式看来，社会结构就等同于某种或某些资源的社会分布。在阶级分析模式看来，社会结构并非是一种资源的分布，而是种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或市场关系)界定出的不同群体。这两种模式各有其利弊，也各有其可发展的地方。地位获得模式忽略了处于分布中不同位置者流动机会的相对比率问题；而阶级分析模式则简单地认定，影响相对流动率的变化的因素只是或者主要是社会阶级结构的开放度。
本文针对地位获得模式忽视资源获得机会在代际间传递的相对比率这一问题，分别从教育与收入两个角度来探讨中国城市中代际间流动机会的相对比率。针对阶级分析模式只强凋社会开放度的高低这一种量的变化的问题，本文以中国城市中管理精英与技术精英之间的代际继承与代际转换来说明，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代际流动关系无法以单纯的社会开放度高低来说明，它受到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变迁因素的影响，它是社会流动模式的质的变化。利用“中国社会变迁研究调查”的数据，本文对于中国城市近三十年来的代际流动进行了统计分析和模型分析，以达到前述研究目标。
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中近三十年来教育上的代际流动机会相对比率并未呈现下降趋势，即并未显示出更为开放的态势，其不平等程度反而有着逐渐扩展的趋势；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也并未有下降趋势。上述结果与市场转型理论对于代际流动更为开放的预测并不相符，与制度主义解释认为代际流动保持稳定态势的预测也不相符。上述经验结果促使我们必须对前述工业化转型或市场转型与代际流动程度之间的线性联系假设进行反思。本研究在人力资本理论指引下建立了教育和收入上代际流动相对比率的模型。这一模型表明，即使同样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代际流动程度仍然存在着众多变数，而决非大而化之的“市场转型”就可以决定。
结果还表明，在中国城市中，“管理精英”与“技术精英”两个群体之间由一种彼此分离的“二元路径”转变为彼此流动率较高的状态。它的产生原因，一方面在于这两类精英在经济资源和社会声望上的不断接近，另一方面也在于这两类精英在价值体系上彼此认同程度在不断提高。这是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社会开放度逐渐增加的。进而言之，这一结论的意义在于，在结构变迁与代际流动的分析中，除了重视社会开放度这一量的变化之外，更为重要的还要重视代际流动模式的质的变化。